曾幾何時，韓、日、中青年的人生軌跡幾乎一致：補習、升學、進入大公司、結婚成家。「努力」曾是東亞社會最堅固的共同信仰。然而，這種信仰在近十年間開始崩解。南韓官方早前公布，「在休息（쉬었음）」的非就業人口增至近十年最高，引起社會強烈回響。從南韓的「在休息的人」、日本的「無理しない」（沒必要勉強），到中國的「躺平」與「縮表人生」，一整個世代以不同形式回應同樣的現實：努力不再能換來體面與安全。這不只是經濟現象，更是價值體系的崩塌與生命哲學的轉向。

南韓：從「倦怠社會」到「厭戰世代」

南韓統計廳2025年資料顯示，「在休息」的非就業人口已達264.1萬人，為近十年新高，其中二十多歲族群的比例上升最顯著。這些人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失業者，而是主動暫停、拒絕競爭的群體——他們「不找工作」，因為不相信努力能帶來結果。

《Korea JoongAng Daily》分析指出，2019–2023年間「休息青年」對南韓勞動市場造成的經濟成本高達383億美元（約2981.8億港元）。但問題並非懶散，而是結構性崩壞：新工作集中於60歲以上族群，青年薪資停滯、房價高企、家庭成本失衡。這使得「勝出者才能活下去」的線性人生邏輯徹底失效。

南韓哲學家韓炳哲將此結構性疲憊稱為「倦怠社會」，青年不再是被外在權力壓迫，而是被制度植入心中的「你還不夠好」所逼迫。當績效成為道德，競爭成為義務，勞動因此轉變成一種自我懲罰。所謂「地獄朝鮮」，恰是這套邏輯的極致。在首爾立足，意味着必須承受學歷競逐、企業考核與房價壓力三重疊加的人生壓縮，所有人都被迫在同一條隧道裡高速競跑。

然而，南韓的社會保障薄弱，住房與醫療支出居高不下，使得「在休息」並非制度容許的結果，而是家庭資本支撐的例外。約五成南韓20代青年仍與父母同住，形成學界所稱的「家族化生存」結構。國家退場，家庭成為最後安全網。

因此，「退出」並非平等的選項。能休息的人多出自有資源家庭；無後盾者只能繼續拼命奔波。這種階層化的休息揭示出：回避不是浪漫的自由，而是一種被資本條件化的生存權。

日本：「無理しない」的柔性撤退

若說南韓的退出是倦怠爆裂，日本的回避則是經濟長期停滯下的溫和抽離。自泡沫破裂後邁向四十年的經濟停滯，日本相繼出現「下流社會」、「低慾望社會」等概念，人們不再追求向上，而是努力避免受傷。2024年《Psyche》雜誌深入報道日本的「隱蔽族復歸中心」，訪問那些停止工作與社交的青年。他們普遍的心聲是：「不是我不想生活，而是我不知道再投入能換到什麼。」

日本做了一件與南韓和中國相反的事——它承認了退場的正當性。2023 年起，日本政府透過《孤獨・孤立對策推進法》將「孤獨與孤立」確立為國家政策課題，內閣府設立專部門並制定重點計畫，逐步擴大心理支援與社福體系，強調「退出（或減少參與社會或經濟活動）」不僅是個人道德問題，更是結構性議題。這種取態可由心理學的「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解釋：當能量被消耗至危險線，人會選擇節能，包括降低慾望、減少競逐與避免消耗。

但退場不等於虛無。日本的「溫和抽離者」多以三種方式維生：一是依附於家庭，以父母的收入與照顧作為主要生活支撐，形成研究者稱為的「親密依附型經濟」；二是轉向非正規工作或打零工，以最低強度維持生活；三是透過政府推動的地方移居計劃，在鄉村以低消費與簡樸生活重新安置自己。這些方式共同構成一種被社會容忍的「慢性退出」結構：既非對抗，也非崩潰，以柔性的方式與體制保持距離。

這種心態凝聚成一句文化格言：「無理しない」（沒必要勉強）。它既是心理防衛，也可視為一種現代東方式的「斯多葛主義」（Stoicism）——承認無力、節制慾望，並在體制縫隙中為脆弱留出生存空間。

待續

作者：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