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有示威者在7月1日佔領立法會，多人被捕及被控暴動等罪，藝人王宗堯、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孫曉嵐等12人暴動罪成，分別被判入獄約4年半至6年10個月。當中7人不服定罪或刑期提出上訴，上訴庭周二（16日）聆訊。上訴方指王宗堯當日進入立法會行為不智魯莽，但不足以推論他支持及鼓勵暴動；律政司一方反駁，當時立法會發紅色警示，王仍走入「暴風眼」位置已是參與暴動，指他聲稱將充電器交給記者說法「極之荒謬」。上訴方又力陳原審法官按各人罪責劃成高、中、低三級，並以7年監禁、即區域法院判刑上限作罪責嚴重者的量刑起點，直言甚少有暴動案採納此量刑，但法官聞言反指：「我們都未見過立法會被衝擊啦。」法官將押後在6個月內頒下判詞。

7名上訴人依次為：畢慧芬、孫曉嵐、吳志勇、林錦均、羅樂生、沈鏡樂及王宗堯。除畢慧芬及王宗堯就暴動定罪提上訴，其餘各人只就刑期提上訴。王宗堯身穿軍綠色外套應訊，其太太及藝人黃耀明也有到庭旁聽。

代表王宗堯的資深大律師陳詞指，案發當日下午立法會已出現暴力行為，王於晚上11時47分後才出現，已是「好遲好遲階段」；王進入立法會會議廳後曾與1至2人交談，把一包東西交給他人後，再與另一人打招呼，之後便離開，期間沒有叫喊口號。就期間王跟有關人士的打招呼動作形容為「攬一攬」，上訴方稱僅屬「普通禮儀式」。

王一方續稱，王作供時曾解釋進入立法會是打算把充電器交給有合法需要的記者，並形容「這個絕對是不智的行為，甚至是魯莽」，但指不足以推論王到場為支持及鼓勵暴動。上訴庭法官彭偉昌指，案發時雖然大多數人不清楚暴動元素，亦不會思考自身某種行為是否屬促進、鼓勵及支持暴動，但王當時沒需要進入會議廳交收，「交之餘，還跟人做出某些動作」。王一方就重申王的行為不智，但沒有證據可推翻其說法。

律政司一方反駁指王在立法會發出紅色警示，以及警方已多次表示將作出驅散下，仍自願前往大樓是「走入暴動中心、暴風眼位置」，而不論時間長短，已參與了暴動，並指王聲稱到場為交充電器的說法是「極之荒謬」。

法官指示威者闖立法會破壞屬「有史以來最嚴重」

各上訴人就刑期上訴方面，上訴人孫曉嵐由大律師馬維騉代表，同意立法會有憲制地位及象徵意義，惟就原審法官指事件對社會帶來深遠影響，引發之後連串示威暴動的說法並不認同，認為不合理，因整場運動根源是市民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又指原審十分着重立法會的象徵意義及憲制地位，且因案發為7月1日，故就罪責屬「嚴重」之被告以7年監禁作量刑起點，但上訴方指，甚少有暴動案採納此區域法院刑期上限作量刑起點。

不過，法官楊家雄聞言即回應：「我們都未見過立法會被衝擊啦，有史以來香港未試過。」上訴方再指，政府總部的象徵意義堪比立法會，甚至更有意義，而同年9月底政總外的暴動案，有人使用丫叉擲物及投擲汽油彈等，量刑亦低於本案，但法官彭偉昌就反駁指該案示威者身處政總外圍，而本案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大肆破壞，強調本暴動案件是「有史以來最嚴重嘅一次」。

上訴方又提及，原審法官把被告罪責劃分為高、中、低三級，並以7年、6年9個月及6年半作量刑起點，每一級只差3個月，認為原審設下過於狹窄框架，未能全盤考慮各人參與程度，建議合適量刑應為4至5年、5至6年，以及6至7年。不過，法官楊家雄認為原審法官考慮本案屬「最嚴重類別」，在此大前提下，再按各人角色作分野。

律政司強調衝擊立法會屬加刑因素

上訴方又指，上訴人於晚上才出現，當時為立法會大樓失守後較平靜的時間，質疑是否須以6年半作量刑起點，認為刑期明顯過高，亦有上訴人案中行為不涉及使用暴力，並以不同案例如「721事件」，力陳因被告直接使用武力，法庭才採納7年歐量刑起點。

至於案中唯一不曾進入立法會的被告林錦均，其代表大律師指林晚上7時半已返回元朗用膳，惟原審沒有考慮其參與時間較低、不曾進入大樓，將他劃分為罪責嚴重者。法官楊家雄指林曾使用暴力，以鐵枝衝擊立法會大樓玻璃幕牆，上訴方回應指林沒參與破壞立法會大樓內部，故不應納入其罪責之內。

律政司一方回應稱，本案重點在於衝擊立法會，為史無前例，上訴庭在案例中已提到衝擊立法會屬加刑因素，又指原審法官已分析各被告的案情，按其參與程度區分罪責成三級並無不妥，而最低參與程度採納6年半量刑起點亦非明顯過重。3名法官聽畢陳詞後，將於6個月內頒下判詞。

案件編號：CACC63/2024（DCCC606-610/2020、DCCC1069/2020、DCCC259/2021（已合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