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本是法律界最嚴格的技術用語，只在不可預見、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情況下，例如天災、戰爭或政府突發禁令時才會適用，其目的在於免除合約締約方因無法控制的事件而承擔違約責任。然而，當它進入近年的中國與香港文化市場，卻迅速變質，成為政治學所說「預期性服從」的語言外衣與政治風險的代名詞。一句含糊的「不可抗力」，足以抹平責任與程序，其代價則是市場可預測性的瓦解、專業的退場與合約精神的失效。日本女歌手濱崎步上海演唱會被臨時取消，正是這套邏輯最赤裸的例證。

濱崎步的空場一唱：專業與制度恐懼衝突

濱崎步原定11月29日在上海舉行演唱會。來自日本與中國的製作與技術團隊合共約料200人，歷時五天完成舞台搭建，並順利完所有綵排。然而，就在演出前一日早上，濱崎步團隊突然接獲「中止要請」，主辦方隨即以「不可抗力」為由宣布取消演出。可是，上海官方根本從未公布過當地出現任何天災或事故，亦沒有發佈相關的行政禁令。

29日當晚，濱崎步做了全球娛樂圈最意想不到的事。她走上空無一人的場館，把原本為14,000名觀眾準備的演唱會完整唱完。那一刻，世界看見的不是一場被「取消」的演唱會，而是一位出道逾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歌手，以專業、尊嚴與韌性，照亮了一個因制度性恐懼而失去專業自主性的舞台。

官媒否認現實：反製造公信力危機

事件發生後，以上海《澎湃新聞》為代表的中國官方背景媒體聲稱，所謂「濱崎步對一萬四千個空座位唱完全場」只是彩排期間被偷拍，屬「不實訊息」。然而，這一說法很快被濱崎步本人公開的照片、完整演出的文字描述，以及多方流出的現場畫面逐一推翻。

更諷刺的是，提供這些證據的並非來自所謂的「境外勢力」，而是中國網友在社交平台上的即時討論紀錄，共同為那場「空場之夜」作證，結果反而把原本的「臨時取消風波」，升級成一場更難以收拾的「公信力危機」。

至於日本媒體，雖然語氣保守，但普遍以「前代未聞」、「令人困惑」形容此事。原因很簡單，在任何成熟市場，演出在舞台搭建完成、排練結束後臨時喊停，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違規行為。

大槻真希被「熄燈」：權力直接踩場時刻

如果說濱崎步事件呈現的是制度性恐懼，那麼日本歌手大槻真希 11月28日在上海的遭遇，則是權力直接介入專業現場的示範。在一場公開活動擔任表演嘉賓的大槻真希，當時正準備演唱《ONE PIECE》片尾曲〈memories〉，音樂突然被切斷，舞台燈光全黑，保安人員上台拿走她手中的「咪高峰」，並將她「請」下台。事後公告，仍然只有那四個字：「不可抗力」。

按國際舞台技術標準（如 ESTA），切音、關燈、強制終止演出，只有兩種合理理由：重大安全事故，或場館結構危險。政治敏感，從來不在其中。這不是專業被挑戰，而是專業被直接踩在地上；不是臨時應變，而政治凌駕於最基本的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令演出現場瞬間墮入權力介入的灰色地帶。

即使其後北京當局批准多位曾公開表態支持「一個中國」的日本藝人赴華演出，日本業界的不安並未因此消除。相反，這些事件更凸顯一個結構性現實：政治順從無法兌換專業保障，立場表忠亦無法替代制度本身的可信度。

從上海到香港：風險處理的語言工具

這套邏輯並未止步於中國大陸。香港近年亦出現相似的「不可抗力」治理模式。以藝人鄭伊健為例，他原定12月5日在日本東京舉行演唱會，日方場地與技術準備均已完成，但主辦方卻在演出前宣佈取消，對外理由同樣是「不可抗力」。

根據多間港台媒體的報道，主辦方並未說明具體原因，但在中日關係緊張的背景下，事件必然引發外界普遍猜測，認為此舉與對政治氛圍不穩、潛在後果難以承擔的顧慮有關。於是，「不可抗力」不再指向實質風險，而成為一種政治氣壓的測量工具：主辦方不是在評估天氣或安全，而是在評估政治環境是否足夠「穩定」、是否值得承擔後果。

2025年8月，台灣創作歌手安溥（張懸）原定在香港舉行的演唱會，亦由主辦方以「不可抗力因素」為由宣布取消。公開資料顯示，安溥長期不避諱表達對公民社會與民主價值的支持，其父焦仁和曾在台灣政治體制中擔任重要職務，包括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以及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等。這些立場與背景，使她在兩岸高度政治化的文化環境中，常被視為「高風險藝人」。主辦方雖未對外說明具體的取消原因，但事件仍引發外界質疑。當「不可抗力」成為唯一交代時，公眾很自然會傾向相信，政治風險的想像已凌駕於專業判斷與合約精神之上。

再往前追溯，2024年4月，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原定舉行的一場實體音樂會，亦以「不可抗力因素」為由，臨時改為線上形式進行。記協當時並沒有解釋何謂「不可抗力因素」。不過，有媒體報道，「相關人士」曾向記協負責人警告，現場音樂會一定要取消，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可見，即使活動性質屬於文化或音樂範疇，只要主辦機構被政權視為高度敏感，「不可抗力」仍會被用作風險處理的語言工具。

不可抗力背後的治理邏輯：預期性服從

若從政治社會學角度回看這些案例，真正起作用的，並非每一次都有明確指令，而是一種更隱形、也更有效的治理模式：預期性服從（anticipatory obedience）。在威權或半威權環境中，權力不必下達命令，個體與機構便會根據政治氣候，自行預判風險，提前做出符合權力期望的行動。這種治理方式比審查更具侵蝕性。它不留下文件、不發出禁令，卻能讓文化場域自行收縮、自我設限；取消不需要理由，沉默反而成為最安全的選擇。

「不可抗力」中的「力」，因而從自然之力，變成人為之力。當然，這種「不可抗力」之所以奏效，正因其背後連結着一整套可預期的政治後果：從制度性壓力到輿論圍剿，乃至對個人自由的實質風險。然而，施加壓力的一方，同時也在自毀。

當「不可抗力」從法律保障轉化為政治風險的代名詞，受損的並不只是某一場演唱會，而是整個文化市場的制度可信度。合約不再意味承諾，專業不再構成保障，所有行動都必須先通過政治氣候的想像性審查。最終，一個市場輸掉的，不只是演出與投資，而是作為「可被信任之場域」的基本資格。或許，這正是文化與商業活動在政治語境中被間接「武器化」所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