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做甚麼？」在那11月26日的不眠夜，這道疑問在每個港人心頭縈繞。當我城集體失語之際，有人分工在網上蒐集資訊，也有人漏夜趕赴大埔，四處張羅物資，投身義工行列。

距離把我與故土分隔，身為離散傳媒的記者，在事發當天以至接下來數星期，這同樣成為我反覆對自己的叩問。苦難空前，香港行家們竭力走訪現場，憑細膩筆觸記錄每滴眼淚背後的哀慟，鏡頭前大廈燒焦發黑，幕幕怵目驚心，述說着大火的規模。世界因這場悲劇，以我未曾想像、最不堪的方式，把目光投向香港。大火撲熄，事件步入真相和問責的下階段，行家們沒有停步，鍥而不捨跟進調查：剪取棚網樣本作檢測，走訪全港其他疑有安全隱患的屋苑，又採訪業界代表，也帶來有溫度的故事，立體地呈現和拼湊事故前因後果。

但我無能為力——我無法親身走上街頭，與災民或義工對話，更遑論感知災後現場瀰漫的情緒，無從報道事後的眾生相。無法緊貼事態脈絡，我只能抽離其中，遠遠旁觀這場導致161人喪命的苦難。然而，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的羈絆，卻讓這份揪心與無力感無處安放；記者的本能，也促使我萌生「總要做點甚麼」的衝動。與編輯討論多個切入角度後，我們把目光投向查冊——這幾乎是我們當下可行、亦最直接的報道方式——也期望藉此補足香港行家因時間和資源所限而未能深入跟進的部分。

但正如我後來意會到，整個調查期間，與香港之間的距離無時無刻不在浮現。身處異鄉，約訪要計算時差，視像報道亦需考慮會否欠缺上樓拍門、實地視察等畫面。在無法「在地」的情況下，香港記者如何回應現實、離散傳媒如何定位自身，或許是另一個關乎存在與角色的根本命題。

抽絲剝繭近千文件　公司註冊處系統出錯

宏福苑大維修工程涉及3.3億元巨款，警方和廉署相繼介入，大火涉及貪污的說法甚囂塵上。《追光者》前後兩篇調查報道，旨在分別還原宏業老闆侯華建和妻子張燕琴的財務狀況，以及調查事故有否疑似圍標出現。

在歷時約三周的調查中，近千份公司查冊與土地登記冊文件成為關鍵。大學圖書館通宵開放，連日檯頭擺放着數罐能量飲料（倦了便蜷縮在館內沙發睡上數小時，也慶幸設有淋浴間），我逐一梳理侯華建名下九間公司，以及其他涉圍標公司自成立以來的歷年報表與相關文件，包括押記紀錄、地址變動通知書等，並以 Excel 按年彙整董事、股東等關鍵資料。同時，我亦整理57間入標承建商最近一年的公司報表，留意重複出現之處，作比對分析。

而透過翻查合約和法律文書，我得以掌握各個被按揭物業的地址，並對照已彙整的表格，進一步查閱土地業權紀錄。以曾改名為「宏業（國際）」、獲顧問公司鴻毅推薦入圍的萬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為例，其董事及股東名稱從未見於別處；引起我疑竇的，是該公司於2014年12月至2017年10月期間，登記於大角嘴新興鋼具商業大廈的辦公室地址。

其時，我與編輯已查閱大量文件，面對數以百計的地址，記憶亦漸趨模糊。但我們曾因使用土地註冊處系統遇到困難，各自嘗試查閱該大廈其中一個單位，因而依稀對大廈名稱留下印象。我們遂翻查早前已下載的土地業權紀錄，發現持有該單位文件緣於調查張燕琴名下福來置業的物業，而比對之下，其樓層與室號竟與萬嘉的登記地址一致，令我們大感意外。我們因而進一步調查，終確立其唯一股東的兩個登記住址，實由張燕琴持有。

正是透過人手逐項記錄與比對資料，我們才留意到公司註冊處查冊出現錯誤。該處網站設有董事索引，供公眾檢索董事現時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職。調查初期，我已利用該索引查閱宏業及相關公司歷來多名董事，嘗試梳理潛在關係網絡。索引中並無任何宏業前董事梁炳耀的紀錄（僅顯示一名同名但身份證號碼不同的人），按系統顯示，他現時理應未出任任何公司董事職務。然而，在比對早前彙整的57間入標承建商資料列表時，我發現同樣獲鴻毅推薦入圍的偉利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有同名的梁炳耀擔任董事。我遂按年翻查偉利的公司報表，並對照其於宏業及偉利所登記的身份證號，最後確認兩者為同一人。

查冊是一項孤獨的試錯作業：能夠寫入報道的內容，是耗時兩周梳理海量其他資訊後的結晶；而在找到線索之外，更多時候只是反覆碰壁，結合現有資訊拾遺補闕，不斷推翻既有的假設與推斷。「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每當有所發現，我便回想起火災的場面，有多少人因此和摯愛天人永隔，如今在政府當局仍未有人問責下台，公權力失能之際，更覺傳媒肩負責任還原事件來龍去脈，因而倍感沉重。

查冊捍衞知情權　放寬限制助傳媒監察

對於在英國接受新聞訓練、習慣接觸英國查冊制度的我來說，香港的查冊政策令我始料未及。

英國的公司查冊毋須身份驗證，絕大部分文件亦可免費取得，並可直接以可攜式文件格式（PDF）從網上下載。同時，公司亦須上載財務帳目等文件供公衆查閱，亦是為何我大學教授經常說，「調查方向應緊跟資金流動（follow where the money goes）」。相比之下，香港公司註冊處規定查冊使用者須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號碼），不提供財政紀錄，文件按件收費，每份約10至30港元不等，且每次交易最多只可購買10份文件。完成交易後，網站亦未設批量下載功能，使用者須逐一下載文件，檔案亦會被自動壓縮，須逐份解壓。

可想而知，當新聞調查牽涉大量文件時，看似只是網站操作上的零碎不便，實務上卻會不斷累積，顯著增加記者的時間成本。而按件收費的制度，對獨立記者及資源有限的離散傳媒而言，無異於實質設下門檻，限制其進行深度調查，從而削弱傳媒的公共監察功能。

另一方面，公司註冊處自2022年10月起不再向公眾披露董事及股東的通常住址，改以通訊地址取代，其身份證明文件上的號碼亦僅顯示為「＊」。新安排亦容許董事及股東向處方申請，不披露歷年已備存的通常住址或完整身份識別號碼。今次調查的其中一項發現，是萬嘉唯一股東在查冊收緊前的九年間，其登記住址一直由張燕琴持有。收緊查冊意味此類發現更難曝光，傳媒亦因此失去稽查關係網的重要手段。

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2021年曾回應收緊查冊對調查報道的影響，表示「看不到記者為何有特權」。但記者並沒有要求特權，回顧歷史，當制度有所缺漏，查冊便是傳媒揭發不公、保障公眾利益的最後防線，例如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涉貪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被揭發早年在新界東北囤地等。當社會對宏福苑大火的悲傷被時間沖淡，關注逐漸退卻，求真和問責的道路方才剛開始，問題也逐漸浮現：鴻毅的角色如何？現行制度有否不足？各部門是否錯失避免火災的機會？

我不知道「獨立委員會」最後會交出怎樣的答卷，但願傳媒的努力，會是尋真的第一步。

《追光者》記者關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