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在當代選擇哲學作為職業的人，必須先摒棄一個早期哲學時代所擁抱的幻覺：即以為思考的力量足以把握現實的整全。在一個秩序與形式早已壓抑一切理性要求的現實中，並沒有任何正當的理性；理性只是強辯地向認識者呈現自身為整體實在。而只有在痕跡與廢墟之中，理性才得以保持希望——期盼有朝一日能與正確而公正的真實性相遇。
－阿多諾《哲學的現實性》
最近，東京大學哲學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轄下的香港哲學研究計劃正式成立，以匯集海外有志於研究哲學，且不願把哲學空間任由政權論述肆意操弄的知識人，共同組織連結起來，通過新的平台研究和交流香港哲學，使得哲學能真正喚回生命力，回應紛亂世道。研究計劃發起人之一，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近年流亡英國的重要哲人張燦輝老師。
這研究計劃在2025年正式發起，除了因為有見香港哲學界普遍對香港和世界亂局，長期保持沉默的自保之姿，也是因為政權染指哲學普及和教育工作已赤裸裸地展開。過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毛澤東開始，不單是要槍桿子裏出政權，也反覆強調要從哲學思想和出版中，展現黨的深刻思想和知性領導位置。這股風潮，慢慢隨着由治及興的時代而傳到香港，令本地管治班子和政商階層也要爭着百犬吠聲。如果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搞了一個「新哲學會」，那麼今天的港式版本便是2024年成立的「香港哲學研究院」。這研究院不僅得到眾多高官，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等人題詞，研究院現任主席也是由全國政協委員舒心擔任，院長和理事等則由一眾政協委員和政商份子組成，非常熱鬧，獨欠了香港各大學的哲學系教授。
其中在2025年8月，由香港哲學研究院舉辦的香港哲學紫荊國際論壇，更邀得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杜維明以視頻參與其中，發表一篇題為「學做人：從修身到大同的人文關懷」的演說 [1]，作為他對這建制主導的哲學單位的背書。同時，他亦獲頒「世界哲學終身成就獎」。這個論壇的認受性，以至於背後成立的香港哲學研究院，先後受到張燦輝和李瑞全加以質疑 [2]。其中在前者的文章中，準確點出這些單位是衝着文化領導權而來，通過成立由官方認可的偽學術機構，不單能佔據學術高地，出口有利國家的論述，也可一步步邊緣化本地的學術機構，迫使本地學者需要加以配合，不然便遭到換血取代。
為了使香港哲學不致淪為官方喉舌下的產物，保存哲學所珍重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和批判意識，香港哲學研究計劃遂在海外成立，旨在重新樹立香港哲學，作為獨立自主的研究空間，既是關注香港當前面對的危機，同時亦通過哲學尋求出路。若然哲學的其中一種社會政治價值在於為時代斷症，那麼在東京大學舉行的第一場香港哲學研討會，正正是讓參與者各自在不同位置上，為香港哲學研究所關注的香港進行聽診。
那麼到底香港當前面對的危機是甚麼呢？為何舊有的哲學資源難以妥善地回應，以致需要另闢新天地來上下尋索呢？張燦輝在當日會議上發表了題為《斷裂之中尋根》（Finding Roots Amidst Fracture）的演說，當中講述香港當前的重大危機，在於對家的失落，這既是指數十萬港人離家遠去，飄泊四海的離散社群，即便仍身在香港的，仍親睹香港一步步淪落，舊日的自由權利快速消失，政權以國安之名高壓治理，平民動輒得咎，甚至報道大火和要求徹查的呼聲也會被國安法盯上，「香港已死」遂成為張燦輝的重要研判 [3]。在無家之時代，哲學也需順應而為，轉化成脈絡化的哲學（situated philosophy）來回應新的時代，並走上知性解殖之路，以擺脫傳統哲學重普遍主義的問題，尤其忽視知識生產所包含的殖民位階和權力關係。其中他提到要談解殖之端，必須從知識生產、語言表述和文化再現三個層次，重新思考哲學的新路向。
除此之外，與會者亦從各個角度，探討香港所處身的其他危機，例如借用批判理論學者霍耐特（Axel Honneth）的社會自由理論中的幾個範疇，分析香港當前如何在社會層面上，包括家庭、法律和經濟等面向失去平等的認受關係；或是借用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對社會空間和權力的討論，探討香港的空間使用正日益被壓縮；或是從法律史觀出發，端看當前香港的所謂法治危機，如何早從回歸前《基本法》的人大憲制頒佈方式，便已奠定香港法制的從屬關係；又或是從主體性從缺的觀念生產結構角度，回看本地哲學學術界在多年來，如何被殖民知識生產結構和路徑倚賴所宰制，令香港哲學或本土主體性思想，始終不在理論生產的視野之中。
同一時間，也有些與會者轉而思索香港哲學與哲學史之間的關係，尤其過去那麼多公認的哲學家在香港書寫，但甚少以香港的本位作哲學思考，那麼香港哲學邊界如何劃分，成為一個有待處理的重要問題。現時在東京大學任教的張政遠教授，便曾在2023年寫過一篇相關論文，以《四九年後在香港的哲學》（Philosophy in Hong Kong after 1949）為主題 [4]。其中他以唐君毅、勞思光和張燦輝這三代思想家代表，分別作為三個時期的哲學和香港的關係。如果早期新儒家代表如唐君毅，只視香港為花果飄零的暫居之地，他心繁的依舊是中華文明的承傳，那麼勞思光則開始關心香港這浮城的命運，甚至曾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主張「香港的前途要由香港人主動爭取；香港問題的解決要符合中國與香港雙方的利益。」[5] 只是這仍屬於政評層面，並未觸及到哲學追求，對張政遠來說，只有到了第三代哲人，即以張燦輝為代表的一輩，才真正開始結合香港關懷在哲學思考之中。
另外，同場也有與會者提出香港在社會運動中展現的主體性，跟新自由主義的規訓或者治理的關係，與及關於香港哲學的認受問題，即到底怎樣可以區別開中國哲學、其他國別哲學和香港哲學的差異，這差異性從何而生，又有多少過往香港的哲學著作，符合這種獨特性的香港哲學本質。這到底是一種本質論地回溯舊有文獻來整理總結，由外國同行來認受香港哲學的重要性，還是政治上地通過回顧展望，提出一套有益於當前的文化領導權爭奪的哲學觀，上述種種的討論，仍是有待解答的大哉問。
但更重要的是，面對着官方主導的哲學研究體系，顯然單純再爭辯香港哲學是甚麼，並不足以爭奪文化話語權，如何將哲學轉化成多面向的批判視野，結合着其他學科疇範的知識討論，結合來強化對主體性的追求，更新對知識生產和權力的觸覺，以及對當前暴力和宰制的結構的意識，還有對舊日思想和抗爭經驗的認識，才能推進歷史革新，真正回應着香港的危機。這意味了哲學的沉思生命（Vita Contemplativa），不能也不應割捨對行動和實踐的視野（Vita Activa），不然只會揚棄了觀念知識本身的生命力和價值。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香港已死，香港哲學卻因此而生。更重要的是，「這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香港哲學大概也是如此，談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包容不同想法的知性光譜，自然形成一個由下而上，不受政權主導的自主思考和討論空間。香港哲學，將會在無數思想者的行動與對話中悄然成形。
李宇森
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政治系博士
註釋：
[1] https://www.tkww.hk/a/202508/13/AP689c091ae4b0f2e74394174c.html
[2] https://thechasernews.co.uk/來論｜香港哲學紫荊國際論壇/
[3] https://thechasernews.co.uk/來論｜香港之死-國家安全法下五年的全面分析/
[4]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75152025_Philosophy_in_Hong_Kong_after_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