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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流集|納粹集中營的歷史見證與德國戰後反思:奧斯威辛、達豪與斯特魯特霍夫集中營之比較研究 (三之一)

張燦輝
2026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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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分鐘閱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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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我踏入波蘭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遺址的那一刻,震撼我的並非僅是那些難以置信的對猶太人的殘暴 - 雖然那確實令人髮指 - 而是更深層次的歷史真相:納粹德國對波蘭的入侵以及對波蘭人民的殘忍暴行。資料館詳細記載了納粹黨與希特勒的崛起、戰爭的發動,以及那個被稱為「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滅絕計劃。這些歷史文獻揭示了一個系統性、官僚化的種族滅絕機器,其規模與精密程度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

我曾三度造訪德國慕尼黑市郊的達豪(Dachau)集中營,也曾到過德法邊境孚日山脈中的斯特魯特霍夫(Natzweiler-Struthof)集中營。每一次的參訪都加深了我對這段黑暗歷史的理解,也促使我思考:這三座集中營各自代表着甚麼?它們在納粹帝國的滅絕機器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戰後的德國如何面對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本文將從歷史學與哲學的角度,系統性地比較這三座集中營的異同,並深入分析德國戰後對集中營歷史的反省機制——即德語中所稱的「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克服過去/面對歷史)。

 

第一部分:三座集中營的歷史背景與建立

一、達豪集中營:納粹恐怖統治的原型

達豪(Dachau)集中營。(作者拍攝)

達豪集中營是納粹德國建立的第一座正規集中營,其歷史地位無可替代。1933年3月22日,在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僅七週之後,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以慕尼黑警察局長的身份宣布在達豪建立集中營。這座營地位於慕尼黑西北約十六公里處,建於一座廢棄的彈藥工廠舊址之上。

達豪之所以被選為第一座集中營的地點,有其深刻的象徵意義。慕尼黑被納粹黨稱為「運動之都」(Hauptstadt der Bewegung),是希特勒政治生涯起步的地方,也是納粹黨的官方總部所在地。將第一座集中營設在慕尼黑近郊,既是對政治犯的威懾,也是納粹權力的展示。

達豪最初的囚犯主要是政治異見者——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工會領袖以及其他被納粹視為「帝國敵人」的人士。1933年5月,第一批約200名囚犯從施塔德海姆監獄(Stadelheim Prison)和蘭茨貝格堡壘(Landsberg fortress)——希特勒曾在此撰寫《我的奮鬥》——被押送至達豪。希姆萊在《慕尼黑最新消息報》(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上宣稱,這座營地可容納5,000名囚犯,並將其描述為「第一座政治犯集中營」。

1933年6月,西奧多・艾克(Theodor Eicke)接任達豪營長,他建立了一套包含殘酷懲罰規則和黨衛隊值勤條例的系統。艾克的管理模式成為日後所有納粹集中營的範本。他設計了營地的布局和建築規劃,包括電圍欄、瞭望塔、囚犯營區與黨衛隊營區的分離等。1934年,艾克被任命為全國集中營總監,負責按照達豪模式組織其他營地。正如大屠殺歷史學家所言,達豪確實是「集中營宇宙」(concentrationary universe)的起源點。

在達豪運作的十二年間(1933年至1945年),超過188,000名囚犯被關押於此,至少41,000人在此死亡。囚犯的組成反映了納粹迫害對象的演變:最初是政治犯,後來擴展到耶和華見證人、羅姆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所謂的「反社會分子」和累犯。1938年11月「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之後,超過10,000名猶太男性被關押至達豪。

值得注意的是,達豪雖然建有毒氣室,但從未用於大規模屠殺。那些被認定應該處決的囚犯被轉移到其他地點——特別是哈特海姆城堡(Hartheim),那裏是「T4計劃」的屠殺中心之一,專門用於「安樂死」殘疾人和病人。達豪的毒氣室主要用於消毒,這使得達豪在功能上與滅絕營(Vernichtungslager)有本質區別,它始終是一座以政治犯為主的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二、奧斯威辛集中營:滅絕的工業化

波蘭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作者拍攝)

如果說達豪代表了納粹恐怖統治的原型,那麼奧斯威辛則代表了這種恐怖的極致——種族滅絕的工業化。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後,大規模逮捕波蘭人的行動使當地監獄人滿為患。1940年4月,海因里希・希姆萊批准在波蘭小鎮奧斯威辛(波蘭語:Oświęcim)建立集中營。這座營地位於戰前德波邊境附近的東上西里西亞地區——一個在1939年被德國吞併的區域。

1940年6月14日,第一批波蘭政治犯從塔爾努夫監獄(Tarnów Prison)被押送至奧斯威辛。這批囚犯幾乎清一色是波蘭人,因為這座營地最初就是為關押波蘭人而設。營地的首任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後來在紐倫堡審判中提供了大量關於營地運作的證詞。

奧斯威辛最終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營地綜合體,由超過四十個營區組成:

奧斯威辛一號營(Auschwitz I):主營區(Stammlager),建於廢棄的波蘭軍營之上。這裏是行政中心,也是最初進行人體實驗和處決的地方。入口處那道臭名昭着的鐵門上鑄有「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字樣——一個對囚犯的殘酷嘲諷。營區可容納15,000至20,000名囚犯。

奧斯威辛二號營-比克瑙(Auschwitz II-Birkenau):1941年10月開始建設,這是主要的滅絕中心。比克瑙位於主營以西約三公里的布熱津卡村(Brzezinka),佔地面積巨大,可同時關押約90,000名囚犯。這裏建有四座大型毒氣室和焚屍爐,是「最終解決方案」的核心執行地點。絕大多數奧斯威辛的受害者在比克瑙被殺害。

奧斯威辛三號營-莫諾維茨(Auschwitz III-Monowitz):又稱「布納」(Buna),1942年10月建立,主要為化工巨頭法本公司(I.G. Farben)的合成橡膠工廠提供奴工。這家公司在奧斯威辛三號營投資超過7億帝國馬克。

奧斯威辛在「最終解決方案」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942年1月20日,萬湖會議(Wannsee Conference)在柏林郊區召開,會議由黨衛隊帝國保安總局局長萊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主持。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協調各政府部門實施對歐洲猶太人的系統性滅絕。海德里希在會上宣稱,約1,100萬歐洲猶太人將被納入「最終解決方案」——這個數字甚至包括了當時不在德國控制下的國家的猶太人口,如愛爾蘭、瑞典、土耳其和英國。

從1942年初開始,來自歐洲各地的猶太人被運送到奧斯威辛。火車每天抵達,有時一天數班。囚犯抵達後立即進行「篩選」(Selektion):黨衛隊軍醫決定誰可以作為奴工存活,誰將直接送往毒氣室。這種篩選往往取決於黨衛隊軍官的心情或偶然因素——年輕、健康的人有更大機會被選為勞工,而老人、兒童、孕婦和病人通常直接被送去處決。

奧斯威辛使用齊克隆B(Zyklon B)——一種氰化物氣體——進行大規模屠殺。這種方法是1941年9月在蘇聯戰俘身上首次試驗成功的。毒氣室偽裝成「淋浴室」,受害者被告知要進行消毒,脫去衣物後被趕入密封的房間。齊克隆B顆粒從天花板的開口投入,幾分鐘內所有人便會窒息死亡。之後,被稱為「特遣隊」(Sonderkommando)的猶太囚犯被迫將屍體拖出,取下眼鏡和假肢,剃掉頭髮,拔出金牙,然後將屍體送入焚屍爐。

根據波蘭歷史學家弗朗齊謝克・皮珀(Franciszek Piper)的研究,約有110萬人在奧斯威辛遇難,其中約100萬是猶太人。其他受害者包括約70,000名波蘭人、21,000名羅姆人和辛提人、15,000名蘇聯戰俘,以及約12,000名其他民族的人。按國籍計算,匈牙利猶太人的死亡人數最多,達430,000人,其次是波蘭(300,000人)和法國(69,000人)。約六分之一的大屠殺遇難者死於奧斯威辛。

 

三、斯特魯特霍夫集中營:「夜霧」囚犯的歸宿

斯特魯特霍夫(Natzweiler-Struthof)集中營。(網上相片)

斯特魯特霍夫(Natzweiler-Struthof)集中營是納粹在戰前法國領土上建立的唯一主營區。它位於孚日山脈(Vosges Mountains)中,靠近納茨維勒(Natzweiler)和斯特魯特霍夫(Struthof)兩個村莊,海拔約800米,地處偏僻的森林地帶。

1940年德國入侵並佔領法國後,阿爾薩斯地區被實際吞併並入德國的巴登-阿爾薩斯大區(Gau Baden-Alsace)。1940年7月,黨衛隊經濟部門在該地區發現了一種希特勒首席建築師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想要用於柏林建設項目的花崗岩。雖然這個採石計劃從未完全實現,但它成為建立集中營的最初理由。

1941年5月1日,斯特魯特霍夫集中營正式開放。在建設完成之前,囚犯被暫時安置在附近的斯特魯特霍夫旅館——這也是營地名稱的由來。這座營地規模較小,主營區可容納約1,500名囚犯。囚犯主要從事附近花崗岩採石場的勞動、建築工程和營地維護工作。

斯特魯特霍夫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成為「夜霧」(Nacht und Nebel)囚犯的主要關押地點。「夜霧」行動是1941年12月由希特勒簽署的一項法令,旨在鎮壓西歐佔領區日益增長的抵抗運動。根據這項法令,被懷疑參與抵抗活動的人被逮捕後,其家屬不會得到任何通知——囚犯就這樣消失在「夜霧」之中。從1943年夏天開始,大量「夜霧」囚犯被關押在斯特魯特霍夫。

斯特魯特霍夫的囚犯來自32個國家,主要包括波蘭人、蘇聯人、荷蘭人、法國人以及來自斯洛文尼亞地區的南斯拉夫人和挪威人。法國抵抗運動成員往往在抵達後立即被處決。其餘的抵抗運動囚犯被送去採石場或修路,那裏的工作條件最為惡劣。

1943年8月,營地建造了一座毒氣室,位於原旅館建築群的一棟房屋中。這座毒氣室主要用於偽科學醫學實驗——特別是毒氣實驗——受害者主要是從奧斯威辛轉來的羅姆人。最臭名昭著的是,超過80名猶太囚犯在斯特魯特霍夫被毒殺,他們的屍體被送往斯特拉斯堡大學解剖學研究所。黨衛隊上尉、解剖學教授奧古斯特・希爾特(August Hirt)在那裏建立了一個「猶太人骨骼收藏」,旨在通過人類學研究「證明」猶太人的「種族劣等性」。

在營地運作期間,約52,000名囚犯被關押於此及其附屬營地,估計有17,000至22,000人死亡。主要死因包括飢餓、疾病、過度勞動、處決和醫學實驗。

1944年8月至9月,隨着盟軍逼近,黨衛隊當局撤離了主營區,將囚犯分散到各個附屬營地。1944年11月23日,法國第一軍團作為美國第六軍團的一部分解放了斯特魯特霍夫——這是西方盟軍首次發現的納粹集中營。這一發現震驚了世界,讓盟軍首次親眼目睹了納粹恐怖統治的實質。

 

第二部分:三座集中營的功能比較

一、營地性質與功能定位

這三座集中營在納粹帝國的恐怖機器中各自扮演着不同但相互關聯的角色:

達豪 — 作為第一座正規集中營 — 是納粹集中營系統的原型和培訓中心。它始終保持着「政治營」的特性,政治犯在囚犯管理中佔據重要地位。達豪是黨衛隊骷髏部隊(SS-Totenkopfverbände)的培訓基地,在這裏培養出的看守後來被派往其他營地。艾克在達豪建立的管理系統:包括殘酷的懲罰規則、囚犯分類制度、強制勞動安排等,被推廣到整個集中營網絡。

奧斯威辛則是一個獨特的綜合體——它同時具備集中營和滅絕營的雙重功能。這種複合性質使奧斯威辛在納粹滅絕機器中佔據了獨特地位。新抵達的囚犯經過「篩選」:被選中的人進入集中營系統作為奴工,其餘的人則直接被送往毒氣室。這種「通過勞動滅絕」(Vernichtung durch Arbeit)的政策確保了營地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勞動力,同時系統性地消滅「無用」的人口。

斯特魯特霍夫主要是一座勞動營和中轉營,同時也是「夜霧」囚犯的關押地和處決地。它的規模相對較小,但地理位置——位於德法邊境的偏僻山區——使其成為關押西歐抵抗運動成員的理想場所。營地的毒氣室主要用於醫學實驗而非大規模屠殺,這使其與奧斯威辛的滅絕功能有本質區別。

 

二、囚犯構成與受害者群體

三座營地的囚犯構成反映了納粹迫害政策的演變:

達豪最初主要關押德國國內的政治犯——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工會領袖。隨着納粹迫害範圍的擴大,耶和華見證人、羅姆人、同性戀者、所謂的「反社會分子」和累犯也被關押於此。猶太人在早期相對較少,主要是因為他們同時屬於上述某個群體。1938年「水晶之夜」後,大量猶太男性被送往達豪,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承諾離開德國後被釋放。戰爭期間,來自被佔領國家的囚犯數量大增,包括波蘭人、蘇聯人和西歐國家的抵抗運動成員。

奧斯威辛的受害者構成則截然不同。作為「最終解決方案」的核心執行地點,猶太人佔據了絕對多數——約佔全部死亡人數的90%。這些猶太人來自歐洲各國:匈牙利、波蘭、法國、荷蘭、希臘、捷克斯洛伐克、德國等。其他受害者群體包括波蘭人(主要是政治犯和知識分子)、羅姆人和辛提人(納粹的「吉普賽營」專門設在比克瑙)、蘇聯戰俘,以及少量其他國籍的囚犯。

斯特魯特霍夫的囚犯主要是抵抗運動成員——這反映了營地作為「夜霧」囚犯關押地的功能。法國人、波蘭人、蘇聯人和荷蘭人佔據多數。猶太人的比例相對較低,但仍有相當數量的人在此遇難——特別是那些被用於希爾特教授「骨骼收藏」計劃的受害者。

 

三、處決方式與死亡率

三座營地的處決方式和死亡率差異顯著,反映了它們不同的功能定位:

達豪的主要死因是飢餓、疾病(特別是傷寒)、過度勞動、酷刑和處決。雖然營地建有毒氣室,但沒有證據表明它被用於大規模屠殺。需要處決的囚犯通常被轉移到其他地點,如哈特海姆城堡。達豪還是殘酷醫學實驗的場所——黨衛隊醫生在此進行高空減壓實驗、瘧疾和結核病實驗、低溫實驗以及測試新藥物的實驗。數百名囚犯在這些實驗中死亡或永久致殘。在達豪運作的十二年間,至少32,000至41,000人死亡,死亡率約為17%至22%。

奧斯威辛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這裏是工業化種族滅絕的核心,毒氣室每天可以殺害數千人。比克瑙的四座毒氣室和焚屍爐複合體構成了史上最高效的殺人工廠。約有900,000人在抵達後立即被送入毒氣室——他們從未被登記,甚至沒有分配囚犯編號。另外約200,000名登記囚犯死於飢餓、疾病、過度勞動、處決或醫學實驗。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的人體實驗——特別是對雙胞胎的實驗——是奧斯威辛醫學暴行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總計約110萬人在奧斯威辛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猶太人。考慮到約130萬人被運送到此,死亡率約為85%。

斯特魯特霍夫的死亡主要是由於極端惡劣的工作條件——特別是在花崗岩採石場——以及飢餓、疾病和處決。毒氣室被用於醫學實驗,受害者主要是羅姆人和用於「骨骼收藏」的猶太人。在約52,000名囚犯中,估計有17,000至22,000人死亡,死亡率約為33%至42%——這一比例高於達豪,但遠低於奧斯威辛的滅絕性死亡率。

 

四、營地規模與附屬營地網絡

三座集中營都發展出了龐大的附屬營地(Außenlager)網絡:

達豪的附屬營地系統規模龐大,到戰爭結束時已發展到約140至150個,分布在巴伐利亞南部和奧地利。這些附屬營地主要為軍工企業提供奴工,如寶馬在阿拉赫(Allach)的工廠。1943年後,隨着納粹政權決定大規模使用集中營囚犯從事戰爭生產,附屬營地的數量急劇增加。主營區逐漸轉變為奴工的收集和分配中心。到1944年,附屬營地的囚犯人數已經超過主營區。

奧斯威辛的營地綜合體同樣龐大,包括超過40個附屬營地。這些附屬營地主要分布在西里西亞工業區,為煤礦、化工廠和軍工企業提供奴工。最大的附屬營地是莫諾維茨(即奧斯威辛三號營),為法本公司的合成橡膠工廠提供勞動力。奧斯威辛營地綜合體的總面積達到約40平方公里,堪稱一個「死亡帝國」。

斯特魯特霍夫的附屬營地網絡包括約70個營地,分布在萊茵河兩岸的阿爾薩斯和巴登-符騰堡地區。到1944年底,附屬營地的囚犯總數達到約19,000人,而主營區僅有7,000至8,000人。這些附屬營地主要為軍工企業提供奴工,包括在內卡雷爾茨(Neckarelz)、萊昂貝格(Leonberg)和朔爾青根(Schorzingen)的設施。

 

(待續)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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