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納粹迫害政策的演變與「最終解決方案」

一、從歧視到滅絕：納粹反猶政策的階段性發展

要理解這三座集中營在納粹恐怖統治中的角色，必須將它們置於納粹反猶政策演變的歷史脈絡中。

第一階段（1933-1938）：合法化歧視與社會排斥

納粹上台後立即開始對猶太人的迫害。1933年4月的反猶太商店抵制運動、同年頒布的限制猶太人從事公務員和律師職業的法律，標誌着迫害的開始。1935年的紐倫堡法案（Nürnberger Gesetze）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禁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通婚。這一時期的政策目標是通過經濟壓力和社會排斥迫使猶太人自願離開德國。達豪等早期集中營主要關押的是政治犯，猶太人只佔少數。

第二階段（1938-1941）：暴力迫害與強制移民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水晶之夜」標誌着一個轉折點。在全德範圍內，猶太會堂被焚毀，猶太人的商店和住宅被破壞，約30,000名猶太男性被逮捕並送往達豪、布痕瓦爾德和薩克森豪森等集中營。這次有組織的暴力行動表明，納粹政權已經準備好使用更極端的手段。此後，猶太人被迫加速移民，但隨着戰爭爆發，移民之路逐漸被封閉。

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後，約200萬波蘭猶太人落入納粹之手。納粹最初的計劃是將所有猶太人驅逐到「保留地」——最初考慮的是波蘭東部的盧布林地區，後來是馬達加斯加島。這些計劃因戰爭形勢的發展而被放棄。

第三階段（1941-1945）：系統性滅絕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後，迫害進入了系統性滅絕的階段。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跟隨德軍進入蘇聯領土，對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分子」進行大規模槍殺。到1941年底，已有約50萬至80萬蘇聯猶太人被殺害。1941年9月29-30日的巴比雅爾（Babi Yar）大屠殺中，超過33,000名基輔猶太人在兩天內被機槍射殺。

然而，槍殺的方式被認為效率不高，且對執行者造成心理壓力。1941年8月或9月，奧斯威辛首次使用齊克隆B毒氣對蘇聯戰俘進行試驗。這次「成功」的試驗為建立毒氣室鋪平了道路。

1941年12月，赫烏姆諾（Chełmno）滅絕營開始運作，使用移動毒氣車殺害猶太人——這是最早的專門滅絕設施。

 

二、萬湖會議：官僚化種族滅絕的協調

1942年1月20日召開的萬湖會議（Wannsee Conference）在「最終解決方案」的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雖然系統性屠殺猶太人的決定早在會議之前就已做出，但萬湖會議將這一政策正式化、官僚化，確保了各政府部門的協調配合。

會議由黨衛隊帝國保安總局局長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出席者包括15名納粹黨和德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海德里希在會上宣布，約1,100萬歐洲猶太人將被納入「最終解決方案」。會議討論了如何將猶太人從歐洲各地運送到波蘭進行「重新安置」——這是對種族滅絕的官方委婉說法。

會議記錄（即「萬湖會議議定書」）使用了大量委婉語，但與會者都清楚其真正含義。海德里希在會上使用了「特殊處理」（Sonderbehandlung）等術語來指代屠殺。會議還討論了如何處理「混血」猶太人和與非猶太人結婚的猶太人等「複雜」問題。

萬湖會議後，滅絕行動加速進行。1942年3月至12月間，萊因哈德行動（Aktion Reinhard）建立了三座專門的滅絕營——貝爾熱茨（Bełż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奧斯威辛-比克瑙的毒氣室也在這一時期大規模投入使用。到1942年底，約127萬猶太人在這四座營地被殺害。

 

三、三座集中營在「最終解決方案」中的角色

在「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中，這三座集中營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達豪作為德國境內的「政治營」，主要功能是關押和「改造」政治犯，為軍工生產提供奴工。雖然猶太人在達豪的囚犯中佔有一定比例，但達豪並非「最終解決方案」的核心執行地點。1942年10月，希姆萊下令將德國境內集中營的所有猶太囚犯轉移到奧斯威辛，達豪的猶太囚犯因此被驅逐。

奧斯威辛則是「最終解決方案」的核心——一個集集中營和滅絕營功能於一身的綜合體。它是唯一一座同時具備這兩種功能的營地。比克瑙的毒氣室和焚屍爐是納粹工業化種族滅絕的象徵。約六分之一的大屠殺遇難者在奧斯威辛被殺害，使其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墓地。

斯特魯特霍夫雖然建有毒氣室，但並未用於大規模滅絕。它的主要功能是關押西歐抵抗運動成員（「夜霧」囚犯）和為軍工生產提供奴工。毒氣室主要用於醫學實驗，最臭名昭著的是為建立「猶太人骨骼收藏」而進行的殺害。從這個意義上說，斯特魯特霍夫代表了納粹種族「科學」的極端——將人類淪為「科學標本」。

 

第四部分：戰後德國的歷史反思——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一、概念界定：何為「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一個德語複合詞，直譯為「克服過去」或「與過去和解」，指的是德國社會為面對、分析、消化和學會與納粹歷史共處所做的道德和政治努力。這個概念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在研究戰後德國文學、社會和文化如何反思納粹主義的災難性遺產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1946年的著作《罪責問題》（Die Schuldfrage）中，對德國人的罪責進行了深刻的哲學分析。他將罪責分為四種類型：刑事罪責（針對具體犯罪行為）、政治罪責（針對國家的政策）、道德罪責（針對個人的道德選擇）和形而上學罪責（作為人類一員對所有人類暴行的共同責任）。雅斯貝斯的分析為德國社會的集體反思提供了哲學框架。

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G. Jung）在1945年描述了集體罪責的性質：「它不關心正義與不義，它是從一個未贖罪的罪行現場升起的烏雲。」這種「心理現象」完全取決於國籍和地理位置，因此影響着在這片土地上出生或生活的後代。

 

二、戰後初期的沉默與否認（1945-1960年代）

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幾年，德國社會並沒有立即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相反，大多數德國人忙於在廢墟中重建生活——尋找住所、食物和取暖材料。許多人採取了「原諒和遺忘」的態度——實際上是原諒自己並讓受害者遺忘。

盟軍在戰後初期強制進行了「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運動，要求前納粹黨員填寫調查問卷，對其進行分類和處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1945-1946）審判了21名納粹主要戰犯，確立了「反人類罪」的法律概念。此後，盟軍在各佔領區進行了更多審判。據統計，僅在西方佔領區就有約5,000人因戰爭罪行被起訴，約600人被判處死刑。

然而，隨着冷戰的開始和德國分裂，「去納粹化」運動逐漸淡化。西德政府為了穩定社會和重建經濟，對前納粹成員採取了寬容態度。到1950年代，許多前納粹黨員重新進入政府機構、司法系統和經濟領域。據統計，1950年代聯邦司法部的員工中，超過50%曾是納粹黨員。

這一時期，德國社會普遍存在一種「不知道」（Wir haben es nicht gewußt）的說辭：聲稱普通德國人對大屠殺一無所知。這種說法後來被歷史研究所駁斥。歷史學家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的研究表明，德國人對猶太人遭受迫害和殺害的情況是「公開的秘密」—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所有細節，但絕大多數人都知道發生了甚麼。

 

三、1960年代的轉折：艾希曼審判與法蘭克福奧斯威辛審判

1960年代標誌着德國歷史反思的轉折點。兩場重要的審判將大屠殺重新帶入公眾視野：

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負責協調將猶太人運送到滅絕營的納粹官員——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抓獲，並在耶路撒冷受審。艾希曼審判首次通過電視向全世界直播，讓公眾深入了解了「最終解決方案」的官僚機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審判的報導提出了「惡之平庸」（Banalität des Bösen）的概念——艾希曼並非惡魔般的怪物，而是一個服從命令、不加思考的官僚。這一概念深刻影響了後世對大屠殺的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發現艾希曼下落的人是黑森州檢察官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 － 一位德國猶太人和長期社會民主黨人。鮑爾知道，如果他向西德情報機構報告艾希曼的位置，後者可能會逃脫法律制裁。因此，他冒着被以叛國罪起訴的風險，將信息直接提供給以色列人。

1963年至1965年間，法蘭克福舉行了奧斯威辛審判，這是西德自行發起的最重要的納粹罪行審判。22名奧斯威辛前黨衛隊成員被起訴。審判持續了20個月，183名倖存者出庭作證。這次審判讓年輕一代德國人首次詳細了解了奧斯威辛的恐怖——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一直保持沉默的歷史。

 

四、1968年運動與代際衝突

1968年的學生運動在德國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與其他國家的1968年運動不同，德國學生不僅抗議資本主義和越南戰爭，還向父母一代提出了尖銳的問題：「你們當年做了甚麼？」

這場運動的一個核心主題是揭露納粹時期的「責任轉移」（Schuldabwehr）——即將責任歸咎於少數「邪惡」的納粹領導人，而為普通德國人開脫。年輕一代要求承認更廣泛的社會責任，批評父母一代的沉默和否認。

然而，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所指出的，1968年運動在處理大屠殺記憶方面也存在問題。運動將大屠殺作為批評資本主義和保守派的工具，而忽視了受害者個體的苦難。對於親身經歷過納粹迫害的阿多諾來說，這種將受害者的苦難工具化的做法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五、1979年電視劇《大屠殺》的影響

1979年1月，美國電視連續劇《大屠殺》（Holocaust）在西德播出，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這部講述一個德國猶太家庭命運的電視劇吸引了約2,000萬德國觀眾——佔當時西德成年人口的近一半。

電視劇的播出被認為是德國大屠殺記憶的又一個轉折點。它將抽象的歷史數字轉化為具體的人物和故事，讓觀眾能夠在情感上認同受害者。播出後，西德聯邦議會收到了數千封公眾來信，許多人表達了震驚、羞恥和對歷史反思的渴望。

歷史學家諾伯特・弗萊（Norbert Frei）將電視劇播出後出版的一本書的副標題定為「一個蒙羞的民族」（A nation in shame）。這標誌着德國社會對大屠殺認識的又一次深化。

 

六、1980年代的歷史學家之爭

1986年，一場被稱為「歷史學家之爭」（Historikerstreit）的公共辯論在德國爆發。保守派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發表文章，試圖將大屠殺「相對化」——將其置於20世紀其他種族滅絕的背景下，並暗示蘇聯的古拉格是納粹集中營的「原型」。

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此進行了激烈批評，認為諾爾特的論點是試圖為德國歷史「正常化」，從而減輕德國人對大屠殺的特殊責任。這場辯論持續了數年，最終以批評「相對化」論點的一方獲勝而告終。

1985年5月8日——二戰歐洲勝利日40週年——西德總統理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發表了一篇被廣泛認為是德國反思歷史最重要的演講之一。他在演講中說：「任何閉眼不看過去的人，對現在也是盲目的。」這句話至今仍被經常引用，並出現在德國的大屠殺紀念碑上。

 

七、統一後的記憶文化與紀念設施

1990年兩德統一後，德國的歷史反思進入了新階段。首都從波恩遷至柏林——這座城市曾是納粹帝國的中心，也是大屠殺策劃的地點。如何在這座城市紀念大屠殺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2005年5月10日，由建築師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設計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在柏林市中心落成。這座佔地19,000平方米的紀念碑由2,711塊高低不等的混凝土石碑組成，形成一個起伏的石碑場。紀念碑的設計沒有任何文字說明，迫使參觀者自己思考和感受——這被認為是一種更有效的激發反思的方式。

德國的紀念碑名稱本身就具有特殊含義。這座紀念碑的非正式名稱「Holocaust-Mahnmal」中的「Mahnmal」一詞，與通常用於翻譯「紀念碑」的「Denkmal」不同，它帶有「警示」、「告誡」、「呼籲」或「警告」的含義，而不僅僅是「紀念」。

除了大型紀念碑外，德國還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微觀紀念方式——「絆腳石」（Stolpersteine）項目。藝術家貢特・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自1990年代以來，在大屠殺受害者生前最後自願居住地的人行道上嵌入黃銅紀念牌，上面刻有受害者的姓名、出生年份和命運。截至今日，超過100,000塊「絆腳石」已被安放在德國和其他21個歐洲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分散式紀念碑。達豪市也安放了15塊「絆腳石」。

 

八、集中營紀念館的建立與發展

三座集中營在戰後都被改建為紀念館，但其發展道路各有不同：

達豪集中營紀念館：1965年正式開放，是德國第一座集中營紀念館。它的建立主要得益於達豪倖存者的倡導和堅持。紀念館設有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和多處宗教紀念場所（猶太教、天主教、新教和俄羅斯東正教）。1968年建成的「國際紀念碑」包含兩座「被鐵絲網纏繞的人」的雕塑和象徵囚犯團結的鏈條。今天，達豪紀念館每年接待約100萬訪客，是德國訪問量最大的集中營紀念館之一。

奧斯威辛-比克瑙紀念館：1947年，波蘭議會決定在原址建立博物館。由於位於共產主義波蘭，其早期展覽強調的是納粹法西斯主義對「各民族」的迫害，而相對淡化了猶太人受害者的特殊性。1979年，奧斯威辛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冷戰結束後，博物館進行了重大改革，更加強調大屠殺的猶太人維度。2019年，紀念館接待了創紀錄的230萬訪客。

斯特魯特霍夫紀念館：1954年成為法國國家紀念場所。1976年5月12日至13日夜間，新納粹分子縱火焚燒了博物館，許多重要文物被毀。博物館於1980年6月29日重新開放。2005年11月，「歐洲被驅逐抵抗運動成員中心」（Centre européen du résistant déporté）在原址開放，博物館也進行了全面改建，專門聚焦於納茨維勒集中營及其附屬營地的歷史。

 

九、教育體系中的歷史反思

德國的歷史反思不僅體現在紀念設施上，更深入到教育體系中。在大多數聯邦州，中央制定的課程綱要要求從五年級開始，在歷史、政治和宗教課程中反覆講授納粹主義的不同方面，內容隨學生年齡的增長而加深。

學校組織的集中營參觀是德國歷史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學校安排學生參觀達豪、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等集中營紀念館。大屠殺倖存者經常被邀請到學校進行演講，雖然隨着這一代人的老去，這種機會越來越少。

德國的教會——天主教會和新教會——在歷史反思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教會承認了其在納粹時期的失敗——只有少數教會人士積極參與抵抗——並發展出了獨特的戰後懺悔神學。定期舉行的路德宗「教會日」（Kirchentag）和天主教「天主教日」（Katholikentag）將歷史反思作為基督教青年的重要主題。

 

（待續）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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