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營部門素以亞太區的高廉潔度自居，於國際反貪腐監督機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數（CPI）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世界管治指標和控制貪污領域過去一直保持前二十名（註1）。然而自2020年以來，香港與新加坡的差距已擴大成一道無法忽視的鴻溝——當新加坡穩守全球前十之際，香港的排名卻節節後退。去年發生的「冒牌樽裝飲用水」醜聞，徹底暴露香港管治核心的腐朽：原本嚴謹的採購制度，早已淪為官僚主義的温床，對公眾監察極不透明，更對欺詐行中門大開。
今年8月，以5,300萬港元中標政府樽裝飲用水供應的承辦商鑫鼎鑫貿易，被揭發透過偽造文件，將產地及供應商來歷不明的樽裝飲用水，包裝成另一品牌。政府物流服務署（物流署）試圖為合約辯護，但隨著欺詐規模曝光，署長陳嘉信最終被迫承擔責任。據報港府罕有地在紀律調查期間，褫奪原授予陳的銀紫荊星章。
採購制度的崩壞並非僅限於樽裝飲用水，同月，政府持有 75% 股份的港鐵公司被揭發東涌東站工程的承建商涉嫌違規，使用中國製造的冒牌磚，偷換了合約中指定的德國品牌產品。
「冒牌樽裝飲用水」：制度漏洞的縮影
供應商何以能成為漏網之魚施行欺詐？今年2月，物流署在陳嘉信的批准下棄用嚴謹的「雙信封」審查制度——即將技術評分與價格評分分開處理，轉而採用所謂的「簡化程序」，變相撤除甄別投標者技術能力門檻，令關鍵的防範欺詐技術把關被撤去，使得鑫鼎鑫這類公司得以單憑低價中標，施行系統性的「替代欺詐」，押注監管機構審查鬆懈，不會嚴格核實貨源。
有媒體亦指出，近年政府在招標中越發傾向中國供應商，有時甚至以「國家安全」為由，繞過公開招標程序直接採購。
問責機制湮沒於官僚架構
連串事件將本港採購制度的流弊表露無遺：昔日行之有效、嚴謹縝密的中央採購機制，如今已僵化為官僚主義的温床。
現行採購系統缺乏透明度，公眾難以進行有效監察；而作為反貪腐核心的廉政公署，亦未能釋除公眾對政府在採購上「向北傾斜」、偏袒中國供應商的疑慮。廉政公署近年被批評在調查政府貪腐時有欠公正，權威盡失。儘管廉署持續檢控在採購程序中涉貪的公職人員，惟其獨立形象受損，恐已拖累本港在清廉指數中的評分表現。
曾任職政府內部管理顧問效率促進組（現已併入數字政策辦公室）的退休高層指出，該部門已逐漸喪失其精簡政府運作及優化採購流程的核心職能。該組長期倡導透過實時公開標書及電子紀錄，建立完整的審計軌跡（Audit trails），藉此提升採購效率及透明度。
數碼鴻溝：星港對比
若要客觀量度香港如何不進則退，莫過於其政府數碼採購基礎設施與新加坡，甚至中國都落後。
新加坡早於2000年實施的GeBIZ系統為一個完全可供搜索、高度透明的數碼市場，公眾可實時監察政府的招標情況。相比之下，香港的系統顯得過時且封閉。招標公告往往被埋沒在純文字格式的憲報中，欠缺有效的搜尋功能，即便是較新的電子投標系統（e-Tender），所提供的數據亦極其有限，僅列出中標公司及價格，令公眾難以進行有意義的監察。
儘管香港的電子採購系統早於 2012 年開始試行，惟時至今日仍未能在所有決策局及部門全面普及。審計署的管理建議書亦批評物流署欠缺警覺，對欺詐風險缺乏防範意識，並建議廣泛應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以減低人為失誤，提升效率（註2）。
儘管香港與新加坡同為世貿組織《政府採購協定》（GPA）簽署成員，但星洲的監管力度顯然更為嚴厲，其強制公開招標的門檻僅為9萬坡元（約6.95萬美元），遠低於香港的134萬港元（約17.2萬美元），令更多採購項目被納入陽光下的監察網。
至於中國，其國家採購數據庫提供應用程式介面（API），容許第三方網站抓取及分析數據，數據開放程度可謂三者之冠，公眾甚至輕易追蹤到新疆受制裁機構的採購紀錄。
有評論更指，如果比較中港兩地，儘管中國有明顯的貪污及官商勾結情況，中國表面的採購標準其實更嚴格，公開資料更多更透明（註3、4及5）。
重建信任之路
如果說「假水」醜聞令港府顏面無存，那麼採購疏忽的代價則隨時是人命關天。造成超過160人喪生的大埔奪命火災，方觸發廉署立即採取行動，拘捕涉案工程顧問、承建商、判頭，以至業主立案法團新舊主席等。
連串醜聞再次燃起社會對政府招標誠信的質疑，尤其針對涉及中國貨源的採購項目。事件凸顯當局必須痛定思痛，從速加強盡職審查、提升警覺性、落實問責及完善監察機制，以確保公共資源得到妥善保障。新成立的檢討政府採購制度專責小組亦建議建立中央數碼資料庫，以追蹤承辦商的表現。
前中央政策組料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早已預見，自董建華政府開始的緊縮公務員開支「資源增值計劃」，令公營部門既冗贅又缺乏資源，甚至偽造數據過關。原本有立法會以及審計署的監察尚可補足問題，但自立法會亦失卻透明度及監察後，問題自會逐漸爆發（註6）。
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部門首長問責制」及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機制，以應對這些系統性缺失。這些固然是亡羊補牢的必要之舉，但正如獨立研究員、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倬僖提出，香港現時陷入兩種治理模式的夾縫中，曾經支撐其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被削弱，卻又無法採納令中國威權主義得以維繫的績效問責體系，官員難以真正被究責（註7）。
正如英國《2023 年採購法》所示，強制性的透明度公告及質量指標已是現代管治的標準。香港若要挽回其作為國際商業樞紐的聲譽，絕不能止步於懲處如陳嘉信個別官員，港府必須徹底改革其採購文化，全面擁抱數碼透明化，並恢復那些曾讓香港被譽為亞洲廉潔燈塔的嚴謹審查機制。
Galileo Cheng，獨立記者及研究員
*註譯
[1] https://www.icac.org.hk/tc/intl-persp/ranking-and-research/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index.html ； https://www.icac.org.hk/tc/intl-persp/ranking-and-research/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index.html
[2]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510/20/P2025102000282.htm
[3] AL and 堅記. 明報. 2025年8月24日. 假如冒牌水事件發生在內地. 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50824/1755969720562/%E5%81%87%E5%A6%82%E5%86%92%E7%89%8C%E6%B0%B4%E4%BA%8B%E4%BB%B6%E7%99%BC%E7%94%9F%E5%9C%A8%E5%85%A7%E5%9C%B0
[5] https://gdgpo.czt.gd.gov.cn/?regioncode=440101
[6] https://www.csri.global/research/the-declining-transparency-of-hong-kong-leg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