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被判監禁20年，他在法庭上展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時，我不禁要問：中共會否透過某種形式的「政治交易」釋放他？若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看看中共的「人質外交」歷史。

法律是服務於中共的政治工具，而政治犯是外交談判桌上不可多得的「籌碼」。回顧1989年「六四」屠城後至2008年北京奧運前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抓捕、談判、釋放、換取利益」的公式。當時，中共急需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鎖，爭取美國的睝「最惠國待遇」，以及加入世貿組織。因此，釋放著名異見人士，往往成為中共向西方遞出的投名狀。

1989年6月5日，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和妻子進入美國駐華大使館避難，導致中美關係陷入長達一年的僵局。1990年6月25日，北京為了換取老布殊政府延續對華最惠國待遇，並緩和國際社會的制裁壓力，最終允許方勵之夫婦以「治病」為名離開中國前往英國，隨後轉往美國。這是中共以釋放核心政治犯換取具體外交利益的早期經典案例。

此模式在90年代被多次複製。魏京生1979年因「西單民主牆」運動被判刑15年，其原定刑期應於1994年結束。1993年，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為了向國際奧委會展示「開明」形象，中共在投票前夕假釋了魏京生。魏京生1993年9月14日獲得假釋，此時距離國際奧委會在蒙特卡洛投票僅剩9天。

魏京生在獲釋後仍持續發聲，在獲釋僅半年多後再次被帶走。1995年，他再因「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1997年，江澤民急於實現訪美並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魏京生再次成為籌碼。他被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直接送上飛往美國的飛機，開始了流亡生涯。

其他例子還有：1994年，中共為了爭取美國延續最惠國待遇，釋放了著名異見人士王軍濤。1998年克林頓總統訪華前夕（這是1989年後美國總統首次正式訪華），為了營造良好的訪問氣氛，北京又以「保外就醫」名義將學運領袖王丹送往美國。

到了胡錦濤時代初期，這種模式仍在延續。1999年被捕的維吾爾族商人熱比婭，在2005年美國國務卿賴斯訪華前夕獲釋赴美。當時中共希望在反恐戰爭中獲得美國的支持，並減少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的指責。

上述這些操作手法如出一轍，政治犯被當作籌碼，在關鍵的外交節點被精準投放，用以換取西方的經濟讓步或政治背書。

籌碼論已失效？

然而，這種「人質外交」的黃金時代，隨着中國經濟實的膨脹和習近平上台，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中國「人質外交」已轉向「2.0模式」。

首先，中國加入世貿後，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已經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中共認為不再需要像90年代那樣「乞求」西方的認可。北京對西方的態度，從「韜光養晦」轉變為「平視」甚至「東升西降」的傲慢。 其次，2018年北京因孟晚舟事件而拘捕兩名加拿大公民Michael Kovrig 和 Michael Spavor，反映出一種「報復型」或「進攻型」人質外交。

在這樣的背景下，黎智英案的情況顯得特别嚴峻。黎擁有英國公民身份，但中共早前透過釋法和強硬手段，剝奪了他聘請海外律師的權利，並無視西方的外交抗議。這顯示出北京在處理香港問題時，將「主權安全」置於任何外交利益之上，以前的「籌碼論」已經失效。

黎智英會否提早獲釋，取決於中國有没有經濟崩潰。這是黎智英獲釋最可能的路徑，即回歸90年代模式。目前中國經濟面臨房地產泡沫破裂、地方債務危機、人口老化及外資撤離，如果中國經濟進一步陷入衰退，急需修補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關係以獲取技術、資本或市場准入，那麼中共可能會重拾「人質外交」的老路。

在這種情境下，若奉行交易主義的特朗普將釋放黎智英作為解除某項重大經濟制裁或關稅的先決條件，習近平便可能會同意讓黎智英以「保外就醫」的方式流亡海外。對中共而言，一個在海外的八旬老人，其威脅度遠小於中國經濟崩潰帶來的執政合法性危機。

然而，另一個阻礙黎智英獲釋的因素，就是中共對「精神領袖」的恐懼。過去釋放魏京生、王丹，是因為他們在國內的組織網絡已被摧毀，而流亡海外後影響力會隨時間邊緣化。但黎智英不同，數年前他堅持「不離開香港」，選擇留在香港承擔苦難，這種道德感召力使他有可能成為「曼德拉」。中共會擔心，如果將他釋放到海外，他極可能成為全球反共力量的超級圖騰，凝聚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

從劉曉波「至死方休」的監禁模式來看，現在的中共對於具有強大感召力的政治犯，更傾向於讓其在獄中消聲匿跡，而不是放虎歸山。除非中共確信黎智英的健康狀況已差到無法發聲，不願承擔他在獄中去世引發的國際公關災難，否則不會輕易放人。

黎智英在獄中的每一天，都是對中共所謂「大國自信」的一種諷刺。歷史告訴我們，獨裁者手中的人質或許能換來一時的美元或關稅豁免，但永遠換不到真正的尊重。黎智英的命運，將繼續考驗世界各國的良知，也標註着中共在文明光譜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