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2020年以後在政治化、法律與金融監管高度交織的環境下，保險公司不再只是單純的風險管理機構，而逐漸成為政治控制的一環。郭賢生案正揭示了保險公司在政治法律框架中的角色轉變，以及這種轉變對保單持有人權益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首先，從制度責任的角度來看，保險公司在該事件中的行為已經超越傳統「合約執行者」的範疇。根據一般保險法理，保險公司應依據合約條款處理保單，包括退保、轉讓及索償等程序。然而，在該案中，保險代理並未單純評估合約權利或程序合法性，而是主動將客戶行為上報執法機關，實質上扮演了「監控者／告發者」的角色。這種做法意味著金融機構的職能正被重新配置——由市場服務提供者，轉向風險通報與政治合規的前線執行者。

問題在於，這種「過度合規」（over-compliance）是否構成對客戶責任的侵蝕。保險公司理應對保單持有人負有基本的受託責任（fiduciary duty），包括保障其財務隱私、以客戶利益為優先，以及提供清晰的法律風險提示。然而，在該事件中，保險公司既沒有提供充份的法律風險說明，也未見嘗試在合約框架內尋找替代處理方案（例如暫緩處理、法律意見轉介等），而是直接採取最具風險外溢性的行動——報警。這種處理方式，實際上將客戶暴露於不可逆轉的刑事風險之中。

保單或成為潛在的法律風險載體

其次，此案反映出保險產品本身的法律結構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傳統上，許多家庭以父母供款、子女作為受保人的方式進行長期財務規劃。然而，法院在該案中透過「推定信託」（constructive trust）邏輯，將保單權益重新界定為子女所有，從而將父親的行政行為轉化為「處理他人財產」的刑事行為。這顯示保單權益的法律歸屬，並非單純由供款事實或家庭慣例決定，而可能在特定政治法律語境下被重新詮釋。換言之，保險不再只是財務工具，而是潛在的法律風險載體。

在這種情況下，保單持有人必須重新思考如何進行自我保護。首先，資產結構需要去「模糊化」。任何涉及第三方名義（包括子女、配偶）的保單或金融資產，都應有清晰且正式的法律文件支持，例如明確的權益轉讓書或信託安排，而非依賴習慣性操作。其次，應避免在高風險法律環境下進行任何可能被解讀為「處置他人資產」的行為，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政治身份或被列為特定對象的情況下。

再者，與金融機構的互動亦需策略性調整。過往將保險代理視為「協助者」的觀念已不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潛在的監管關係。任何涉及敏感資產的操作，應優先尋求獨立法律意見，而非直接透過保險公司處理。此外，書面記錄（包括資產來源、供款證明、家庭協議等）應完整保存，以備未來可能出現的法律爭議。

保險公司涉及對客戶權益的倫理責任

最後，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此類事件正在重塑公眾對金融體系的信任基礎。當保險公司由「風險保障者」轉變為「風險製造的中介」，其制度正當性將面臨挑戰。若市民普遍認為金融機構無法保障基本財產安全與隱私，則資金配置行為將趨向保守甚至外移，長遠而言將削弱對整體金融體系的可靠性及信任。

總結而言，郭賢生案不僅是一宗個別法律事件，而是一個關於制度、資本與風險重新配置的標誌性案例。保險公司在其中所承擔的，不只是法律上的合規責任，更涉及對客戶權益的倫理責任。而對保單持有人而言，唯一可行的策略，是在不確定性中提高法律意識，並以風險管理的方式重構自身的資產安全。

黃偉國（文化政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