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以色列近日聯手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導致中東局勢急劇升溫。這場軍事行動在國際社會引起激烈爭議，而香港多個基督教機構、教會團體與神學院亦迅速發表聲明，呼籲停止戰爭、反對以暴力換取安全，並以「上帝的旨意」之名批評戰爭邏輯。有些聲明甚至暗批美國「好戰霸凌」、「求主責備發動戰爭者的傲慢」。然而，這些以「愛與和平」為核心的呼籲，卻引起部分信徒的不安與質疑。就連一些非基督徒也開始對教會在公共議題上的道德立場產生疑問，更有人以「左膠」或「耶膠」加以形容。

有信徒擔心，在當前政治環境之下，香港的基督教機構或教會團體是否因為承受某種壓力，而被迫站在「反美」的一方；亦有人質疑，如果教會只高調譴責戰爭，卻對伊朗政權長期迫害基督徒、壓制女性權利以及鎮壓示威者的現實保持沉默，那究竟是在捍衞聖經所強調的公義，還是在維持一種抽象而安全的道德姿態？

這樣的批評，其實觸及一個長久存在於基督教倫理中的問題。若把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所批評的「廉價恩典」（cheap grace）放到政治層面來看，那種要求受害者忍耐、卻不要求壓迫者悔改的態度，其實正是一種「廉價和平」（cheap peace）。然而，這位被許多基督徒推崇的神學家，並非抽象的和平主義者。潘霍華投身反抗納粹的地下運動，並因涉及刺殺希特勒的計劃而被捕，最終於1945年4月9日遭處以絞刑，當時距離盟軍解放他被囚禁的集中營，只剩約兩星期。這段歷史提醒人們，即使是虔誠信徒，甚至是悲天憫人的牧者或神學家在極端情況下也會認同，對抗暴政比維持表面的和平更為重要。

信徒質疑為何只反戰而不反專制

表面看來，香港這些基督教機構或教會團體的聲明與祈禱呼籲，充滿信徒熟悉的「屬靈」語言，部份禱文讀來確實頗為動人，例如和平、憐憫與停止仇恨，「願上帝止息一切報復的循環」，並提醒人們「真正的安全不能建立在武力之上」。然而，聲明發表後不久，香港基督教媒體平台《門徒媒體？的相關報道與留言區卻出現大量質疑聲音。有讀者指出：「為甚麼教會只譴責戰爭，卻從不公開譴責伊朗政權對基督徒與女性的迫害？」

亦有人直斥：「教會呼籲和平沒有錯，但為甚麼這種和平總是只要求受害者忍耐？」更有人在其他社交平台毫不客氣地批評：「當平民被伊朗獨裁者屠殺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如此慷慨激昂地祈求和平，這就是香港基督教的虛偽！」

這場爭議其實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教會談論和平時，它究竟是為誰說話？和平若只是一種普遍口號，而不觸及壓迫與不義的根源時，那麼它很容易淪為一種空洞語言。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納粹時期曾批評德國教會，只講恩典而不談悔改，信仰便會淪為「廉價恩典」。不少神學家後來將這一洞見延伸至公共倫理，稱之為「廉價和平」。

廉價和平的特徵，就是要求受害者忍耐，卻不要求壓迫者悔改。若和平只是呼籲衝突停止，而拒絕觸及不義的根源，那麼這樣的和平很可能只是維持現狀的語言、掩蓋壓迫的遮羞布，而不是福音所見證的公義與真理。

以「上帝旨意」妄下判定是否違十戒

更令人困惑的是，有基督教機構在聲明中，對戰爭的譴責間接以「上帝的旨意」作為判斷依據。這樣的語言聽來虔誠，卻也帶來另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神學問題：當教會如此自信地替上帝宣布歷史判決時，是否反而忽略了「十誡」中的警告？

十誡第三誡說：「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在聖經的語境中，這條誡命不只是禁止隨口說神的名字，更重要的是提醒人不可利用神的名來支持自己的立場或權力。因此，當教會領袖在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上，輕率地宣稱「上帝反對某一方」或斷言「上帝的旨意如何如何」時，這種語言或許正接近聖經所警告的危險地步，甚至可能在不自覺之中，已經觸犯了那條本來用來保護信仰謙卑的誡命。

教會領袖當然可以以個人身份，甚至以教會團體的名義，對戰爭或國際政治表達立場。無論是反戰、反美，還是反對任何軍事行動，都屬於公共倫理與政治判斷的範疇。然而，一旦這些判斷被直接或間接包裝為「上帝的旨意」或「神的心意」，事情便進入另一個層次。因為此時不再只是人的意見，而是把人的政治判斷提升為神聖權威。正因如此，當教會以神之名對複雜的國際局勢作出斷言時，便更需要謙卑與克制，以免在不自覺之中，把自己的立場說成了上帝的聲音。

將信仰簡化為「反戰」不符聖經複雜性

將基督教信仰簡化為「完全反戰」，其實未必符合聖經本身的複雜性。在舊約敘事中，上帝有時甚至透過戰爭與帝國更替來改變歷史的走向，也曾使用外邦君王完成祂對以色列民族的計劃。例如《以賽亞書》稱波斯王古列（Cyrus the Great，又譯居魯士二世）為「神所膏的」（意即上帝所選定的君王），而《耶利米書》則稱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為「神的僕人」，儘管這兩個帝國在歷史上都是以色列的敵國與征服者。

公元前六世紀，以色列被巴比倫帝國征服，大批民眾被擄往巴比倫，開始長達數十年的流放生活。對以色列人而言，這是一場民族災難；但先知宣告這是上帝對他們悖逆的懲罰，並預言七十年後他們將得以歸回。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國擊敗巴比倫，古列隨後允許被擄的各族群返回故土、恢復宗教生活。從歷史角度看，這是一項典型的帝國治理政策；在聖經的敘事中，這一轉變卻被視為上帝實現對以色列人「歸回」應許的一種方式

這提醒人們一件常被忽略的事，聖經本身從未把歷史或戰爭簡化為單純的「正義與邪惡」對立。問題或許應該反過來問：若神曾使用古列這樣的外邦君王，為何今日的基督徒可以如此肯定，神不可能透過某些不完美、充滿爭議的政治領袖或國家，甚至一場戰爭來推動歷史的轉變？聖經從未保證，神所使用的人一定符合我們的道德想像。

筆者引用這些例子並不是要為戰爭辯護，而是提醒信徒一個更謙卑的神學事實：在聖經的敘事中，神有時會透過極其複雜、甚至充滿衝突的歷史事件來完成祂的計劃（若非信徒，又作別論）。當教會過於迅速地宣稱，某一歷史事件完全違背上帝的旨意時，反而可能忽略聖經對歷史複雜性的提醒。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或許不只是「反戰」與否，而是我們是否真的理解那些正在歷史震盪之中呼求拯救的人。

在這場討論之中，有一個甚少被提及的群體，就是伊朗境內的基督徒。多年來，伊朗政府對改宗基督徒與家庭教會一直採取嚴厲打壓的政策。許多信徒因參與家庭聚會被逮捕、審訊與監禁，一些教會領袖亦被迫流亡海外。有研究估計，伊朗境內的地下基督徒可能已達數十萬人，甚至接近百萬之多。

部份與伊朗地下教會有聯繫的海外福音機構透露，在戰事爆發後，一些伊朗基督徒傳出的訊息並非單純的恐懼，而是夾雜着對政權可能動搖的期待。他們當然也擔心戰火帶來的不確定與苦難，但同時亦有人希望長期壓迫宗教自由的體制能夠出現改變。

某些教會機構沒呼籲為伊朗教徒祈禱

可嘆的是，香港一些教會團體的聲明或禱告呼籲，卻未有具體提及伊朗基督徒的困境，也沒觸及普世教會應該長期關注的宗教迫害問題。這也引出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教會呼籲和平時，它是否同樣認真思考過那些長年在壓迫之下生活的信徒？還是說，在宏大的「反戰」語言之中，這些真實存在的弟兄姊妹反而可以被忽略？

若將目光放回新約時代，我們會發現歷史其實早已出現過類似的張力。當時的猶太社會中，也存在一些深諳政治生存之道的宗教與政治群體，例如撒都該人與希律黨。他

們知道如何在帝國秩序之下維持穩定與秩序，也懂得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最好不要說。從某個角度來看，他們與權力保持合作，同樣可以說是在「維護和平」。福音書中的耶穌，對這種宗教與權力的結盟始終保持警惕。因為當宗教過於依附政治秩序時，它往往會逐漸失去先知的聲音，只剩下制度性的虔誠與安全的道德姿態。

真正的和平，從來不只是停止衝突，而是恢復公義。若和平只要求受害者沉默，而不要求壓迫者悔改，那麼這樣的和平，也許正是舊約先知耶利米所所指的那種「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動盪的世界裡，教會當然應該為和平祈禱，但也不能無視那些正受到專制極權迫害的人。若不是在某種壓力之下身不由己，為何有些教會領袖熱衷於批評發動戰爭者造成生靈塗炭的同時，卻不能同樣譴責那些侵犯人權與自由的政權？祈求和平與公義，本來就沒有矛盾。若和平與公義只停留在抽象原則，而不顧及那些長年生活在壓迫之下的人，即使寫進再動人的禱文之中，恐怕也難以稱得上是聖經所見證的真正和平與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