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的判刑結果引起各界譁然，前壹傳媒和《蘋果日報》員工無不黯然嘆息。《追光者》邀請他們投稿，談談他們眼中的黎智英和幾位前編輯，5年過去，縱然物是人非，那個迴盪着吵鬧人聲的「堆填區」大樓，仍是這群記者念茲在茲的地方，那些今生也許無法再次相見的人，將會永遠烙印在他們心中。）

報館通常是很吵鬧的地方，觀點爭辯面紅耳熱、各大電視台直播不息，唯獨有時安靜如圖書館 —— 以《蘋果日報》為例，就是當黎智英在辦公室罵人時。 

黎出了名炒人不留情，一聲令下，整個部門就不見；抽起條筋，連人帶錢過江台灣。替他工作，每天開眼尤如坐上瘋狂列車，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裡，也不知道他打算要怎樣駕駛，總之他嗓門一開，人們前赴後繼開展亡命之旅。以記者或做新聞的原則來說，有些做法似乎會車毁人亡，但他的往績又證明，這位車長雖然不時碰到焦頭爛額，卻一次又一次帶列車開進前所未有風景。 

像黎智英這種偏執而又充滿缺憾的人，怎可能是天主教徒？他的所謂信仰，該就和不少富人中產一樣，是錦上添花、攀附權貴的工具，是另一個高球會籍、名人俱樂部？他一個不小心，隨時成為教會的負資產，他不過火失禮，同道已經要「劏雞還神」。 

但我錯了。在這場漫長的審訊中，他的每句說話都在證明我完全錯了。 

黎智英家中掛著一尊無臂耶穌的聖像，這類型聖像的出現，有時是因為戰爭或者人為破壞。不少信徒會以此默想「基督沒有手，只有你們的手」 (I have no hands but yours)，比喻協助耶穌，以行動建立地上天國。如果在《蘋果日報》時代，黎智英的信仰表達方式是激情澎湃，這幾年他被關起來的日子，則是沉默又響亮的見證。 

宣信者是在壓力下仍沒收回自己對信仰的承認

在那個時間被拉長、選擇被壓縮、未來被懸置的封閉空間，黎智英受病患所困，單獨被關不見日光的囚室，仍然拒絕屈服，有人形容黎是「烈士」，但事實上在這樣的狀態下，一個古老而克制的教會用語——宣信者（confessor），反而更為準確。 

宣信者在天主教傳統中並非英雄稱號，它不指壯烈死亡，也不指流血犧牲，而是描述一件極其簡單、卻極其困難的事：在壓力之下，仍然沒有收回自己對信仰的承認。黎智英並未被要求改信、焚毀聖物、否認天主，他所面對的，是另一種更現代、也更隱蔽的要求—— 把信仰退回到不再具有公共重量的位置，把良心化為私人沉默。  

因此，若以教會自身的語言來說，他不是因信仰而被處死的人， 而是在逼迫中仍然宣認信仰的人。他大可以及早離場，承認所謂錯誤，但他沒有選擇那條路，這正是「宣信者」的本義。 

如果黎在獄中死去是否算得上殉道

下筆之際刑期未明，對年事已高的黎來說，任何長年期的監禁都意味著他未必有機會與家人重逢。有人會問，如果黎在獄中死去，是否算得上殉道？在教會傳統中，殉道依形式分為幾種主要顏色，包括指信徒因信仰被殺害，流下鮮血作見證的紅色殉道(Red Martyrdom)；以及透過選擇「對世界死去」，嚴格放棄世俗財富或忍受長期的磨難來見證基督的白色殉道(White Martyrdom)。 

白色殉道是教會一個古老的靈修概念，它描述的不是瞬間的犧牲，而是長久的、非戲劇性的奉獻。在白色殉道中，死亡不是終點，時間本身成了十字架。對黎智英而言，犧牲不是一刻完成的，它存在於每一個重複的清晨—— 自由被延宕、意見被消音、身體逐漸衰老，而結局仍未確定。這是一種無聲、對真理的至高見證，雖然不涉及肉體的死亡，卻涉及心靈的全然奉獻。 

白色殉道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要求人每日重新選擇一次忠信，而不是靠一次性的英勇完成使命。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不要在漫長的壓迫中變形—— 不讓自己成為仇恨的複製品，不讓痛苦腐蝕良心。  

對黎智英而言真理甚至勝過自己性命

對極權體制而言，烈士可以被定格、被定義、被放進過去完成式；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仍然活著的宣信者。宣信者沒有煽動、沒有武裝、沒有神話敘事。他只是存在，並且不肯屈服。這種存在不涉及對抗的口號，卻提供一個無法抹除的事實：原來人在長期壓力下，仍然可以不否認自己，對任何要求「內心臣服」的政權而言，這不是威脅，卻是一條拔不走的刺。 

把黎智英稱為宣信者、白色殉道的見證者， 並不是將他塑造成宗教英雄，也不是把政治轉化為神學，相反，這是一種節制而謙遜的命名—— 拒絕煽情，也拒絕遺忘，它只是說：在這個時代，有些人不是靠死亡留下重量，而是靠長久地、不變形地活著。對黎智英來說，真理具有最高的價值，甚至乎勝過自己的性命，而這樣的生命，本身已構成一種見證。 

祂被判處死刑時說：「我為此而生，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若一八37）。世人仇恨門徒，實質上是因為憎恨耶穌，因此遭遇逼迫反而是門徒與主聯合、堅持真理的明證。 

黎智英的見證提醒信徒，殉道者不單在古籍內，更活在現世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個關鍵時刻，一次又一次選擇天主。 

明嘉 前蘋果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