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重判20年，《追光者》邀請兩位法律學者回應判刑。任建峰認為判刑比中國維權人士更重，突顯香港法院比中國「青出於藍」，直指判監20年跟終身監禁無異。6名《蘋果日報》高層遭重判監禁6年9個月至10年，黎恩灝指出判刑效果就是要令公眾、新聞工作者看到即使跟當局合作擔任從犯證人，最終仍是要承受長期監禁。

前「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指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6名高層根本不應該被控，遑論是被判罪，香港法院甚至是「青出於藍」，「中國即使是甲級政治犯如劉曉波、許志永，都只是分別判囚11和14年，竟然香港法院可以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中共眼中，黎智英比中國甲級政治犯更「罪大惡極」，任建峰直指向一個78歲老人判監20年跟終身監禁無異，只是港府覺得終身監禁「不好聽」就判20年。

他批評，法庭重判黎智英，香港首席大法官不去對抗、澄清，反而花力氣批評海外人士對判刑有意見，「如果作為首席大法官也為有權有勢的人說話，下面的法官還能做甚麼？」他解釋，蘋果案審判猶如「袋鼠法院」，即結果在審判前已決定，根本不是一個公平的審訊，只是做到「好像公平」，「港官跑出來說判刑有理有據、判詞有多長，但其實結果早已決定，卻要被告接受冗長的審訊，折磨所有答辯人，比中國還要差」。

大律師公會昨（9日）晚回應黎智英案，強調法庭運用普通法原則詮釋《國安法》，又指國安法例是香港刑事法中重要部分，國安作為香港「一國兩制」的一環，對香港及其法院是重要的。又重申不論在裁決或量刑，有信心香港法院會一如既往獨立運作，保持政治中立。

任建峰批評，根本不用說香港法庭是否運用普通法，以「指定法官」審理案件，本身就已是一件極不公道的事，「不只違反普通法原則，根本就是違反基本的人權公平公正原則！」

不少評論指香港司法獨立「名存實亡」，近年政權以法律之名打壓異見人士的例子比比皆是，《國安法》實施5年多，黎智英被關押逾1800日後被重判20年，任建峰坦言，自己跟很多港人同樣，「這麼多年來是太天真！其實早在90年代末，無證兒童事件港府要求人大釋法開始，就已展示了他們如何以法律作為工具」。他解釋，對政府來說，法律已成為一個令他們達到目的工具，指出中共一直這樣做，只是近年愈來愈白熱化和明顯。

比47人案戴耀廷判刑高一倍 對香港法治不再抱任何幻想

相對民主派初選47人案判刑，任建峰指出當時戴耀廷被判囚10年，有一個說法是「連第一被告戴耀廷也只是判10年」，從而顯示國安法官只是「接order做事」，仍然會「就住嚟判」。雖然他本人未必同意此說法，但不少人對香港法治仍存在幻想，但到了黎智英案的判決，「相信大家不會再有任何幻想，我們看見法官完全沒有『就住嚟』，為甚麼呢？因為北京公開給了那麼多壓力，你可以想像私底下還有甚麼壓力嗎？我不敢想像」。

任建峰跟兩位蘋果高層認識，對於他們被判刑7年以上，感到無言而對，「陳沛敏某程度上令我成為公眾人物的其中一人」，他憶述2014年二千多名律師投票向國務院白皮書說不，《蘋果日報》標題為「法律界大奇蹟日」，「我推翻了當時的律師會會長，《蘋果》這條題是她提的，所以對我來說是有情意結」。

至於羅偉光，雖然只碰面幾次，但覺得他是很溫和的人，多年來跟左、中、右人士也談得來，「竟然這樣溫和的人也被判10年，真的無言」。

行為良好扣減三分一刑期機會微

根據《監獄規則》若囚犯在監禁期間行為良好，最多可獲扣減三分一刑期，然而2024年實施的《基本法》第23條卻修改此規定，若屬危害國安而服刑的囚犯，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該囚犯減刑不會不利國家安全，否則不能獲減刑。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研究員黎恩灝指出，在23條下在囚人士絕少機會獲得三分一刑期扣減，「即使獄中行為表現良好，懲教都可以用國安理由拒絕提早釋放在囚人士」。任建峰同樣認為在23條下，國安案件在囚人士能獲得三分一刑期扣減的門檻很高，「如何叫一個人證明一件他還沒做的事呢？獲扣減基本上不可能發生，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個可以做到的，是趙家賢」。

而6名《蘋果日報》高層被判6年9個月至10年不等，其中三名從犯證人被判6年9個月至7年3個月，他表示對判刑感到頗意外，「關鍵不在於扣減幅度，而是量刑起點高低」。

他分析，法庭以15年為量刑起點，代表法庭認為其他被告不可以和黎智英的行為完全分割，他們對案件罪行內容知情，積極和確切地參與及串謀。「這判刑的效果就是令公眾和新聞工作者看到，即使你擔任從犯證人、跟當局合作，但最終仍要承受這樣高的量刑起點、遭長期監禁」。

他指出，香港有憲制責任恪守國際人權標準，蘋果案中各被告本來就不應被定罪，現時有如此判刑，反映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法庭，都強調要懲治危害國安的罪犯，做到阻嚇、預防的效果，「被告只是純粹做傳媒工作，執行編輯工作也被判監，黎智英亦只行使他基本權利，向外國不同人士表達對政策的看法，整個過程也不涉任何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的言論，都被重判20年」。他表示，重囚完全不符比例，雖然《國安法》強調沒有追溯力，但去年12月頒布的判決書，卻大量依據黎智英在法例生效前的言行，只有少部分屬法例實施後。

三權合作 司法機構配合國家主旋律

而黎智英保釋被拒、聘請海外律師被北京政府釋法阻止，黎恩灝認為在此脈絡下，已不是討論香港是否還有法治和司法獨立，而是香港法庭在處理國安案件的取態，「到底是用過去尊重人權的普通法傳統，還是走向配合當局政治論述的主旋律去進行定罪？黎智英案明顯用了很多配合當局政治語言的說法，指黎是一個惡毒的人」。

黎智英案引伸出來的，更是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討論。近日北京當局多次強調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更指在行政主導下，三權要「同唱一台戲」，行政、立法、司法要互相配合協調。黎恩灝指出，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說明法官要愛國、維護國安，但當時未有國安法制度，法官在意識形態上要配合國家主旋律的做法未有實質執行，「但《國安法》實施後，國安法庭法官由特首指派，令香港法庭的司法獨立和自主性愈來愈低」。

重判黎智英是「內宣」 打擊支持民主價值港人心理

黎智英被判刑後，港府和北京政府立即「傾巢而出」表示支持法庭判決，黎恩灝指出，法庭的裁決的功能是提供一種論述和觀點去合理化《國安法》，「確認他們抓人是對的，黎智英的確是罪犯，這是外宣，也是內宣」。他強調，判決是加強內部政治的工具。

如此重判，他認為當局是想打擊繼續關懷和支持民主價值的港人，「心理打擊是大的，這正正是威權國家重判異見人士的原因，為了打擊群眾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