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案本周正式宣判，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重判入獄 20 年，多名原《蘋果》高層亦面臨 7 至 10 年不等的刑期。這場備受國際關注的審訊，外界視為香港司法體系轉型的分水嶺。

前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Kevin Yam）在今集《追光會客室》表示，今次判決令人震驚莫過於其量刑之重，黎智英獲刑 20 年其嚴重程度甚至超越了中國對待「甲級政治犯」的標準 。以中國異見人士為例，劉曉波（Liu Xiaobo）當年被判11年，系統性挑戰政權的許志永（Xu Zhiyong）則判 14 年 。

傳統觀點認為，香港即便在實施《國安法》後，仍會保留一定的普通法傳統，在判刑上或較中國相對寬鬆。然而，香港法院今次展現出的作風，被形容為與國家整體政策「無縫接軌」，甚至在量刑標準上「比中國做得更盡」。超乎預期的重判，無疑是政權向社會發出的強烈訊息：「在國家安全範疇內，香港與內地已無實質分別，任何形式的公民權利均須讓路。」

在審訊過程中，部分被告選擇轉為控方證人以尋求減刑，但最終獲得的減刑幅度亦不顯著。此外，相比起早前的 47 人案，今次《蘋果》案的判刑更具指標性。假如說 47 人案仍讓部分人存有「國安法官會適度衡量角色」的想像，黎智英及其餘被告的重判，儼如宣告了「行政司法唱同一台戲」的時代正式來臨。

香港司法體系之所以走到今日的田地，法院領導層的取態至關重要。前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試圖在公開言論或判詞中抗衡「三權分立不適用於香港」等言論。如今，現任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面對中央官員預設被告罪名、施加政治壓力時，則選擇採取迴避態度，選擇「袖手旁觀」。司法機關不再公開捍衞其憲法角色，反而將國際社會的關注視為「壓力」時，法治體系的自我修復功能已近乎喪失；「當老闆都本末倒置的時候，下面的人只能跟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