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已故高錕校長心存敬重，他對學問追求的熱忱，寬宏包容的氣度，開明的領導，都是令人景仰。

但是，以他當年不處分學生衝擊行為的氣度，來比對如今中大校方以最嚴苛方式處分關同學，從而得出他作為身處壞時代學者的榜樣，我是不敢苟同的。

當年學生衝擊校長的重要原因，便是挑戰作為時任中大校長的高錕教授，接受中共委任成為港事顧問。距今三十多年前，其時我是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猶記得當年得知消息後，與幹事會成員在學生會通宵製作單張、漏夜寫大字報，並發信邀請高校長公開對質，引發了校園內外很大迴響。

大家不要忘記當時的背景，八九六四屠城發生數年，記憶中的血淚未乾，香港進入後過渡期，中英要爭奪香港事務話語權，港事顧問這一機制明顯便是配合中共統戰部署的棋子。中共背後目的清楚不過，就是要利用港事顧問增強其染指香港事務的合法性。特別是六四屠城後，港人普遍彌漫對中共的強烈不信任，使它更需要這些政治花瓶。

可是高錕校長當年沒有選擇向權力說不，對這政治角色不加批判地接納，只重覆地說會以這身份為大學反映意見和作溝通橋樑。如今看到很多人對他處理學生不滿的氣度，大加讚賞，甚至稱許其一代儒者風範，但略過事端背後的因由，令我感到歷史是如此的諷刺。

薩依德在《論知識份子》一書中提到，知識份子不是單單於象牙塔內追求學問真理，而是也能在權力面前講真話的人。因此，他們須時刻警惕、抗拒被權力收編，並能勇敢地指出權勢集團和國家體制違反自由和公義這些普遍原則的不當行為。

高校長當時所樹立的，很不幸地，就是那種滿以為只要專心做好學問，毋須過問政治上的是與非，就能貢獻社會的學者典範。當時獲委任的不獨是高校長，還有為數不少的學界中人。他們所建立的學術界傳統，對政治權力收編不作警惕，更遑論是要承擔起批判權力的責任。

如果說是溫水煮蛙，當年已經起火烹調，如今更是愈煮愈滾。今天在充滿政治干預的大學校園內，已經跟當年的環境大為不同，校方如何行使大學的權力（例如處分或不處分一名被國安盯上的學生），肯定地說，必然會面對各種各樣來自校外權勢集團的指 點和要求。因此，說白了，重提高錕校長不懲罰學生的寬宏，對於今天的壞時代而言，其實無多大參考價值。

相反，高錕校長當年未有做好，未能真正樹立榜樣的———如何在權力面前堅持說真話，或者退一步說，如何不附從權力行惡的要求，才是在今天倍加艱險的政治環境之下，對大學學者良知的真正叩問。

蒙兆達

1993年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