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數字絲綢之路」戰略推出十週年之際，被認為是美國印太事務專家的前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發出警告，指美國在全球科技外交上「落後於形勢」，政策缺乏連貫與戰略視野，並批評國安會（NSC）在技術議題上的協調功能「幾乎喪失」。

坎貝爾指出，中國早在十年前便系統性地推進科技主導戰略，而美國的政府機構卻長期陷入人手不足與政策斷層。他直言：「美國的政策每四年就劇烈轉向，缺乏精英共識與長期戰略執行力，這是我們在科技競爭中最大的結構性弱點。」

特朗普時期削弱專業團隊　美國科技戰略真空化

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美國國安會曾大幅削減科技與外交顧問團隊，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至少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高級專家被迫辭職或遭撤換，涵蓋科技安全、網絡政策與亞洲事務等關鍵領域。這導致跨部門的科技決策出現真空，許多關鍵政策改由企業高管與政治幕僚主導。

坎貝爾在美國新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舉辦的《反制中國數字絲綢之路》（Countering the Digital Silk Road）報告發布會上指出：「國安會在技術議題的協調功能幾乎癱瘓，科技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企業與私人利益的直接影響，這不是可持續的做法。」

他強調，中國在製造、軍事與高科技領域的能力「在未來二三十年都將持續強大、戰略上無法忽視」，美國必須正視「無法單打獨鬥」的現實。「在國家、國際乃至全球戰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與盟友和夥伴更緊密地合作，而其核心應該是科技。這意味著要把歐洲與亞洲更好地連接起來，正如我們在半導體和量子領域的努力一樣。」

十年對比：中國以科技外交攻城略地，美國陷於應對失序

坎貝爾警告，美國的應對節奏遠落後於中國。「無論你走到非洲還是拉丁美洲，幾乎都能看到規模龐大、雄心勃勃的項目，它們實際上正在為中國更深層次的參與鋪路。」

他指出，中國透過人工智慧、海底光纜、智慧城市等項目，在全球南方建立起廣泛的技術與經濟依附網絡，而美國對外發展金融公司（DFC）「資源雄厚卻難以靈活運用」，國務院有關「重塑對外援助、聚焦科技」的計劃也停滯不前。

坎貝爾直言：「印太地區雖是美中競爭主戰場，但若忽視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技術戰線，將是戰略錯誤。」

CNAS新報告：美國須從防禦轉向建設

坎貝爾的發言出現在CNAS最新報告《反制中國數字絲綢之路》發布現場。報告指出，美國若要維持全球科技領導地位，必須從「防禦性競爭」轉向「戰略性建設」，以長期、整合的外交科技政策對抗中國不斷擴張的數字影響力。

報告分析，自2015年中國首次提出「數字絲綢之路」（DSR）以來，北京已與超過80個國家簽署數字經濟或技術合作協議，其中至少16國被明確納入官方合作框架，涵蓋通訊光纜、5G網絡、雲端運算、智慧城市與電子政務等領域。

報告形容：「數字絲綢之路」雖無統一藍圖，卻在全球範圍內形成系統性影響，其操作方式往往透過專案嵌入而非官方標籤，使外界難以量化其規模。

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研究，中國在ICT融資上的投入已超越多數西方國家與多邊機構，並將技術投資與外交策略結合，從東南亞、非洲延伸至中亞與巴爾幹地區，總投資額估達數百億美元。

斯坎倫：中國以科技外交取勝　

CNAS研究員露比．斯坎倫（Ruby Scanlon）指出，「數字絲綢之路」早已從口號變為獨立政策體系。「僅在過去三年，數字絲綢之路的投資規模就增長近十倍。目前中國正處於全球科技投資高峰期。」

她強調，中國的成功不僅來自資本，更來自「科技外交」的制度化：中國在全球52個駐外使館設有科技參贊，而美國「沒有任何可比體系」。

斯坎倫呼籲，美國應建立「技術外交官」制度，在新興市場強化影響力。她亦警告，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正以整合硬件、算法與應用的模式迅速追趕美國：「雖然美國的模型更廣、算力更強，但中國的擴散速度驚人。」

美國尋求以聯盟塑造數字秩序

CNAS報告建議，美國與盟友應以制度與聯盟合作，在標準、融資與價值觀層面塑造新的全球數字秩序。

近年，美國政府已加強對高科技領域的出口管制與投資限制，以防敏感技術流向中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2025年進一步收緊華為與中興的市場准入。

同時，美國推動「可信網絡」（Clean Network）與「可信連接」（Trusted Connectivity）倡議，要求盟友在5G與雲端建設中排除「不安全供應商」。該政策源自特朗普時期，並由拜登政府延續，透過「美歐貿易與科技理事會」（TTC）等機制，與歐洲、日本與印度協調供應鏈與標準合作。

在國內，美國以《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與《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為半導體、AI與量子計算提供巨額補貼。美聯社評論指出，這些立法既助經濟復甦，也構成對中國科技擴張的結構性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