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通告》今（7日）在台灣公映，早前的試映會上，記者圍着演員和導演提問，「我小時候也曾想過自殺」，被問到為何電影以校園自殺為題材，導演周冠威拋出這樣一個震撼彈。鎂光燈在他臉上不停閃動，電影中那對危站校舍天台的情侶，彷彿又再出現眼前，他們沒有一躍而下，「把他們救下來了，但更重要的，是救了自己」。

對於周冠威來說，電影就是他的救贖。中學時，同校一對情侶跳樓自殺，電影中的那對情侶在最後一刻臨崖勒馬，他承認，小時候也曾有過自殺念頭，「覺得整個世界都很荒謬，學習為了考試，不應該是這樣的，制度令我覺得生命再無意義」。電影《自殺通告》充滿着他的內心聲音，刻畫着學生時代的他，也反映着他今天面對的境況。

拍攝完畢，以觀眾角度重新觀看，他笑言，有很強烈的感受：這就是我的故事。情意結當然是有的，中學時候發生的事，多年後仍無法抹去，他在電影中「救回」那對跳樓的情侶，然而，救回的不只是他們，更是周冠威自己。

沒有跳下去，是因為他們感受到對方的愛，仍有想留在這世上的原因。周冠威留下來，在世上、在香港，因為仍有電影，「創作是一個療癒的過程」。需要療癒，因為受傷。

被取消、被忽略、被拒絕，原本想在香港開拍這齣電影，卻處處碰壁， 沒有學校願意借場，演員不敢接拍，「有強大自我審查，即使願意借場，若拍完不能出街，會血本無歸」。於是，他改劇本，把故事背景架空，變成一個能發生在任何地方的故事。

留下來 卻活在「被取消」的恐懼中

拍攝移師台灣，他以「幸福」形容，「因為有自由，不用想那麼多，更純粹，不用怕會被隨時取消，沒有『不可抗力』」。一個小時的飛機，足以讓他從繃緊的心情，跳入舒坦狀態，他覺得香港氣氛壓抑，作為創作者，心力都放在抵抗自我審查，「活在被取消的恐懼中」。

電影中，有一幕台灣觀眾也許沒有太留意，但香港人看在眼內、心裏淌淚，老師要移民了，學生看着校園遠方的樓房，安靜地說：「這是我家，弄髒了就清潔，壞了就修補」。他說，這場戲出自一位已移民的編劇之手，「離開了的人寫下這一段，更有意思，無論留下還是離開，都能從劇中找到共鳴」。

過去十年，周冠威跨越了不少難關，拍攝《時代革命》後，很多由他執導的電影嘗試在港重映卻被迫取消，《自殺通告》在8月初送交電檢，三個月過去，仍無音訊，電影或最終未能在香港上映。他感慨，失去香港巿場，擔心也是沒用，因為已盡力，卻感到非常「傷心」，因為這是赤裸裸的政治審查，「失去自由，為香港電影感到傷感」。

校園自殺故事，學生與學校、學生與老師、學校與家長、學生之間充滿矛盾和張力，涉及日常生活和社會議題。他坦言，電影完全沒有國安風險，在一個架空的世界裏發生的故事，但手執權力之人跟平民百姓的想法，大概總有着巨大差異，這種差異令人迷茫、沮喪，更讓他感到，事件明顯是「對人不對事的見證」。

法例規定，電檢決定期限14天，懷疑涉國安，可再多28天作審批。28天又28天，再28天過去，當權者一再違反自己訂下的條例，「這是程序公義的問題，完全沒有公義！我為他們感到傷心，因為他們恐懼，害怕自己做錯，很荒謬」。

「搏命」拍戲 就是存在價值

訪問中，周冠威說了很多遍「荒謬」。既然荒謬，為何仍堅持？他笑着說，仍想在香港拍電影，在台灣拍戲，他形容為舒泰，但回到香港拍戲，就是「搏命」。捍衛自由創作的權利，他說「抗爭已成為自己體內的血」，面對世界不公、生命的殘酷，他認為必須有這種意志，世界愈壞，他就愈是積極，「世界無法將我打垮，真實的我才能出來，因此找到生命力」。

他的雙眼，即使隔着厚厚的眼鏡，仍透出耀眼的光芒，「這就是我的存在價值」，周冠威如是說。過去10年，他執導了5套作品：《十年》〈自焚者〉、《幻愛》、《時代革命》、《1人婚禮》，《自殺通告》。他形容，每一次都是冒險，然而，自己習慣冒險，即使在香港面對危險，卻活得自在。

有朋友跟他說，以他作為安全的界線，見到他在香港仍安好，若他出事才考慮離開，「我未出事，但他已走了」。拍攝完《時代革命》後，他成為了別人眼中的「紅線指標」，不少人為他擔心，他卻認為自己是「個別例子」，「很痛苦，沒有事，其實也很荒謬」。他不諱言，人治社會法例和規定不明確，「是墮落、法治崩壞的證明」。

還有說話空間 就要用盡

這個問題，他已回答過無數遍，「不會離開香港」，他說自己是香港人，只有在香港才能活得自在，「離開香港，我更恐懼，適應不到，全世界都有共產黨的影響力，出了去也無法抵抗」。在香港，他覺得已習慣活在危險中，「適應了，就不再恐懼，現在活得平安、自在」。

他總是在訪問中大膽說出看法，別人為他捏一把汗，「我仍在香港可以發聲，為何不說？」他覺得還有空間，哪怕多麼狹小，就必須「用盡佢」，因為很多人已被噤聲，「他們講不出來，我講！」說出這句時，他笑了，甚至以「奇蹟」來形容現時面對的狀況。然而，奇蹟背後，卻是強大的宗教信仰，「感恩仍然平安，在香港活下去，好像有一個使命感」。

已有入獄心理準備 家人同行 為一代做榜樣

信仰讓他找到使命感，家人卻是更真實的後盾。談到一對子女，他的笑容，是從心底裏發出來的甜，兒子在2014年出生，女兒則是2019年生，他打趣說是「亂世兒女」。世道很亂，他依然堅守自己理想，而且敢言，「我已有坐監的心理準備，如果連坐監我也可以承受，就有空間拍電影，一天未發生，就繼續做」。

入獄的心理準備，不只他一人，而是整個家庭。他坦言，這方面沒有跟家人談很多，但大家有共識。他覺得，這是對愛的追求，包括犧牲、追求公義、內心自由，他更想做好榜樣，把價值觀傳給下一代。一旦入獄，家中重擔就落在太太肩上，他說太太跟自己想法一致，「是她準備好，我才能走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幸福的，因為不是孤單一人，有家人跟自己同行，他甚至想以自身經歷鼓勵港人，「雖然無大型圍爐，但大家並不孤單，心靈是連在一起的」。

兒子今年11歲，他以身教告訴兒子，生活不是為了幸福快樂，「他會見到爸爸也不是為了追求快樂，我希望他能認清現實的殘酷，成為世界裏的『光』」，兒子看見的，大概就是即使多麼困難，父親仍為尋求公義而活，就如拍下《自殺通告》，讓社會一再反思教育問題。

以電影宣洩內心吶喊

今年是《十年》的10周年放映，10年轉眼即逝，當天很多人認為是寓言，怎料10年後的今天，那個恐怖的寓言不只成真，現實甚至比寓言更令人毛骨悚然。對於周冠威來說，今年重看《十年》，儼如一次「回顧」，那些10年前幻想將在2025年發生的事情，早已發生，「電影描述的情緒，在2019年的抗爭已呈現」。

然而，《十年》無法寓言的，是靜。

「香港現在，很靜。」失去公民社會的香港，變得很靜，「絕望、壓抑、無奈」。如果在2015年，觀看《十年》令人感到驚恐和憤怒，今天重看，他覺得更多的是共鳴和無奈，10年前那些無以明狀的隱喻，今天突然驚覺，原來如此。

《十年》內的「自焚者」直斥社會不公，10年前的他以電影宣洩，要把內心的吶喊，以影像呈現於觀眾眼前。今天，他說自己不願「擦邊球」，必須直白的把想法說出來，「所以我仍會接受訪問，因為想宣洩情感，用電影、訪問宣洩出來，香港需要、每個人也需要」。

若再拍「十年」 想拍2035年美好的香港

人生有幾多個10年。10年後，我們到底身在何方、在做甚麼，實在太遙遠。若今天再拍一套《十年》，他說不想拍一個「不想見到」的將來，一個變得更好的香港。「美好的香港，有自由的香港，可以帶着孩子走進戲院，看《時代革命》首映，讓他們知道，很多人經歷痛苦的意義是甚麼」。

想給10年後的自己說些甚麼？周冠威思考了一會兒，安靜的說：「我希望跟自己說，這10年你沒有枉過，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他稍微停頓，陷入思緒，哽咽着說：「辛苦你了周冠威，其實真的很辛苦，若再走了10年… 但生命怎可能不辛苦、去追求怎能不辛苦… 我也想跟過去為香港付出的人說：辛苦你們了，我們沒有枉過，無論成果如何，種子已撒下。」

他的眼眶紅了，強忍着淚水。也許，在一個沒有革命的時代裏，惟有電影和創作，能為周冠威帶來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