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作者的網上欄目「鍾 Sir 日記」，《追光者》獲授權全文轉載）

36年前的今天（2025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在德國人民的歡呼聲中被推倒。那是一個令人心情激動的晚上，曾經被視為不可能的，一夕之間變成可能。

對於我及很多人來說，1989年顯然是悲喜交集的一年，也是一個讓世人重新燃起盼望，重建樂觀，及想像各種可能性的年份。

當年四月至六月之間，很多香港人透過電視直播畫面，期待北京民運可以帶來正面的改變。最終，天安門廣場被血洗，而且36年來沉冤未雪，令人悲嘆至今。

儘管如此，北京民運的餘震或許真的啟發了「蘇東波」，幾個月之後，世人竟然可以看到蘇聯集團的瓦解、華沙公約國家的陸續獨立、東西德的重聚。

柏林圍牆當年今天倒下，是一個具有象徵性的歷史畫面，讓世人相信一個更自由、更民主的世界正在展開。當時的普遍情緒，是對未來重燃樂觀，大家都引頸以待，希望看到極權退潮。似乎有理由相信，就算在北京指揮軍隊向人民開槍的老頭，最終都可能不得不面對現實。

對於當時已經可以預見的，將會伴隨另一個千禧歲月而來到的「全球化」，大家都相信世界會更開放、更互通、更文明、更民主；大家都以為自由與人權只會愈來愈有保障，威權政體最終必將改變。

36年後樂觀情緒已去如流水了？

然而，36年後的今天再回望當年，再看看當下的世道，當年那種樂觀的情緒是不是已經去如流水了？

36年後的今天，我們所處的世界，彷彿更複雜、更焦慮、甚至更加混亂。當年曾經令我們保留着某種樂觀想像空間的香港今天變成如何，不是已經說明一切嗎？

當年那種樂觀，除了是圍牆倒下及東歐集團瓦解造成的震耳欲聾的喧樂之外，還建立在幾個當時難以懷疑的歷史條件之上。

首先，是冷戰世代的二元對立，似乎已經以美國及西方代表的普世文明勝利而無需再憂慮。其次，是可預見的「全球化」將會令全球一體，令所有人共同沐浴在一個前所未有地開放的世界，觀念、資源、人才、與價值都可以更自由流動，除了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之外，還可以豐富每一個人的人生。再其次，數碼及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將會成為資訊流通及開放的催化劑，大家都相信，這會成為擴大自由與保障人權的工具。

但36年後這個2025年的世界，這幾個曾經予人寄托過想像與希望的支柱，幾乎全部都變得扭曲變形。

西方民主社會及二次大戰以後形成的普世價值，沒有在柏林圍牆倒下之後順利成為引領全球文明發展的唯一力量。有其他力量不斷與之抗衡，造成的逆流，在36年後的今天竟然令這個世界顯然變得更「碎片化」。在某些方面，全球化似乎沒有停止，但不同形式的抵制、封鎖、及結盟對抗，突出了全球化的代價與風險；造成的反作用力反而令對立及全球危機進一步加深。

在這種氛圍下，科技不再是推動自由的工具。資訊科技造成的快餐式思維，正在挑動極端情緒，令更多人被感覺支配；威權專制集團也透過利用資訊科技來操弄社群情緒，作為鞏固威權與製造群體分裂對立的工具。更有甚者，科技不但沒有促進自由，更令大阿哥由黑色小說的主角搖身變成現實存在的政治獨夫！

曾經令人寄予盼望的發展，竟然出現如此結構性的變化，1989年時想像過的開放年代，走入 2025 年時卻成為現實可感的高牆年代。

比起1989年，今天這個世界顯然不是更融合、更開放、更包容，而是逐漸變得更民粹、更保守、更排外。這樣的轉變，出乎大部份人的意料之外，但也不是無跡可尋。沉思細想，三個環節的轉變，令當年的樂觀變得彷彿不合時宜。

國際權力格局變動威權集團反撲

首先，是國際權力格局的變動，及威權集團的反撲。威權利用科技去加強控制，也透在全球化過程竊取的經濟實力，正在以一種「新的威權敘事」來對全球文明作出挑戰。

中共、俄羅斯的普京、北韓的金氏王朝、伊朗的神權政府，加上部分所謂全球南方國家，其實不少都是失敗國家，也逐漸形成鬆散而明確的「反自由同盟」。他們不止要維護自身的權力壟斷與利益，更要挑戰普世價值，要改變規範為本的國際秩序，因而正聯合推進其「威權敘事」

中國是透過全球化攫奪巨大經濟利益的國家，中共這個政治集團為了保證千秋萬代掌握權力，也要加強自己的國際影響力，正在不斷炒作一種危險的敘事，要人人相信「威權也可以帶來繁榮」。從某種角度看，經歷了幾十年政治鬥爭磨難的中國人民顯然對此信以為真。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角色日漸吃重，令不少威權國家可以自圓其說，部份西方國家及人民開始質疑民主是否必然有效，甚至有人把威權效率與民族主義奉為新的答案。

這種反潮流、反文明的敘事，是世界局勢倒退的重要因素。人多聲大的中國及其人民，正急不及待挾這種喧鬧來扮演新的主角。

其次，不少西方民主國家，在享受全球化好處的同時，也承受着全球化帶來的代價。部份產業的富裕，同時凸顯了內部的不平等與族群分化。不少傳統產業工人、基層勞工、被科技取代的中產，也產生被世界遺棄的失落感與違和感。這令不少人希望幻滅、被焦慮及憤怒情緒支配，因而喚起了右翼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為被孤立造成的不安尋找寄托。

36年後的今天，不少西方民主及富裕國家正形成了幾十年來未出現過的對立張力。排外、排斥移民、反全球化、拒絕多元、…，這些從來不曾消失的逆流，要重奪其地盤，甚至不惜挑戰原有的制度，不惜從現代文明倒退。

這種情況，現在連美國也無法避免。極端民粹的政治人物，正利用部份族群的焦慮感來挑動分化，破壞民主制度，連憲政秩序，司法制衡也不再被視為神聖。

第三個意想不到的轉變，源於大部份人當時對科技發展的迷信過度。36年前，歐威爾的黑色小說《1984》似乎已經變成逝去的寓言。不已經是1989了嗎？圍牆都已經倒下了，大阿哥在哪裏？有幾多人會預見到，數碼及資訊科技的發展，不但沒有推動民主自由，還成為威權監控及控制思想的有力武器。

科技可以讓資訊傳遞愈見高速，被利用來塑造認知及扭曲情緒的能力也愈見高強。社交平台的演算法，除了可以有助意識形態控制之外，還足以挑動分化、激化憤怒、育成極端立場。通訊科技之快，不一定會提升認知或推動反思，還可能充斥着假資訊、陰謀論、煽惑手段，從而操弄社群情緒，使社群之間失去共同語言，甚至排斥對立。看看中國大陸的小粉紅，及現在遍布全世界的乜粉物粉便可知一二了。

與36年前比較，民主國家的共識更薄弱，分化更嚴重，排外情緒也越見高漲。威權國家則利用科技更有效地進行監控，打壓人權，塑造認知，擴張盲目的民族主義，甚至挑動仇外情緒。原本以為人類應該因為科技而變得更自由，現在卻變成更不自覺地被操控及被勞役。

這三方面的轉變，似乎都在說明柏林圍牆倒下36年之後，更多無形及可感的圍牆，正紛紛豎起，在國與國之間，在不同國家的內部，在人心裏。

因此，比起36年前，樂觀情緒是否已經被悲觀不安取代？對民主的盼望，是否已經變成對威權的幻想與仰望？當年對自由的歡呼喝采，是否已經向盲目與偏執讓路？

更有甚者，現在似乎有愈來愈多人不介意把曾經獲得高度頌揚過的普世價值、憲政秩序、制度文明、司法制衡，全部都妥協掉，只求紓緩自己的不安與焦慮；他們甚至把道德敗壞的機會主義者捧為救世主，把專制封建獨裁視為效率的保證、文明的復興、強國的崛起。36年前，誰估計到美國社會竟然有這麼多人會把肆意破壞體制及挑動分化對立，視為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手段。

凡此種種，是否意味36年後的今天，世人正生活在一個比柏林圍牆仍未倒塌之前更不堪的世界？比起36年前，大家是樂觀了，還是悲觀了？還有沒有理由足以讓我們樂觀起來？

作者：鍾劍華

202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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