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不僅是藝術，有時還是預言書。站在2025年的當下，回望2015年上映的《十年》，這部當年以每個故事10萬港幣成本製作的電影，其意義早已超越了「最佳電影」的獎項爭議，甚至超越了電影本身。在十周年映後座談會中，我們不再是單純地觀看一部電影，而是在參與一場關於香港命運的集體療癒。

十年前，《十年》被視為一種對未來的極致恐懼與悲觀想像，當初有人覺得電影情節「誇張」、「不可能發生」，如今看來竟顯得保守，甚至是「低估」了現實的崩壞速度。今日再看《十年》，獲得一種「時空錯位感」。當年的《方言》預警廣東話邊緣化，如今普通話的強勢已是常態；當年的《自焚者》描繪抗爭的慘烈，誰能料到2019年出現激烈的街頭火光。                             

這種從「預言劇」到「寫實劇」的質變，不僅發生在銀幕上，更發生在觀眾的認知裡。當年在戲院裡覺得荒謬的笑聲，如今轉化為一種深沉的靜默。這證明了《十年》原來並非販賣焦慮恐𢣷，而是創作者以驚人的直覺，捕捉到城市崩塌前的氣氛。

在最近某場座談會上，身處香港的導演周冠威與身在英國的伍嘉良隔空對話。這本身就是一幅當代香港的縮影：有人留守，有人離散，但彼此的靈魂仍在同一維度上共振。周冠威新作《自殺通告》未獲港府電檢批准上映，揭示了威權統治下審查機制的新形態——讓作品自然死亡，剝奪其曝光與討論的權利。

10年前《十年》被院線封殺，反而催生了遍地開花的社區放映；如今周冠威的新作雖受壓制，卻依然在台灣上映與關注（將來或在英國公映）。這種「你愈打壓，生命力愈頑強」的韌性，正是《十年》精神的延續。

電影作為一種抗爭工具，在《十年》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它不再僅供娛樂，而是成為了一種政治啟蒙的圖騰。許多在2019年走上街頭的年輕人，正是受到了這部電影的啟發。電影不僅記錄了歷史，更介入了歷史。

在十年前，《冬蟬》那種將一切製成標本的行為顯得晦澀難懂。但在今日，當我們看著數以萬計的香港人帶著書籍和舊報紙移居海外，我們才驚覺：我們每個人都正在成為那個製作標本的人。我們試圖在異國他鄉，保存那些在故土已不被容許存在的語言、價值與真相。

而《本地蛋》結局所傳遞的啟示——即使在謊言遍地的世界裡，也要在家庭等私人空間裡守住誠實的底線。今日觀眾仍然能夠在電影中找到了行動的指引：保存真相，守住良知，這就是對抗遺忘最有力的武器。

此外，《十年》片尾留下了一個終極叩問：「為時已晚？為時未晚？」，也是十年後我們必須再次面對的命題。如果僅看制度的崩壞，似乎一切「為時已晚」；但若從歷史的長河來看，極權終有盡頭。只要香港人對真相仍然有渴求，答案便是「為時未晚」。

《十年》的價值，在於它預警了黑暗的降臨，更在於它教會了我們如何在黑暗中自處。它提醒我們，希望不是廉價的樂觀，而是在認清殘酷現實後，依然選擇誠實生活、拒絕遺忘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