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暴力的延續與轉型

前文比較了天京大屠殺（1864）與南京大屠殺（1937）這兩次發生於同一城市的大規模暴行。然而，若將視野擴展至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史，我們會發現：一九四九年中共國成立後，國家對人民施加的暴力不僅未曾終止，反而以更大的規模、更系統的方式、更持久的時間延續下來。反右運動（1957-1958）、大躍進與大饑荒（1958-1962）、文化大革命（1966-1976）——這三場政治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天京與南京兩次屠殺的總和。

本文旨在將這三場運動與前述兩次屠殺進行比較分析，探討國家暴力的不同形態、施暴邏輯的演變、受害者的處境，以及歷史記憶的建構與壓制。通過這一比較，我們或許能夠更深刻地理解中國近現代史中暴力與權力的關係，以及「中國人殺中國人」這一沉痛主題的歷史延續性。

第一部分：三場運動的歷史回顧

一、反右運動（1957-1958）

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知識分子對黨和政府提出批評意見。然而，當批評聲浪超出預期時，毛澤東於1957年6月發動「反右運動」，將此前響應號召發言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

根據官方數據，全國共有五十五萬人被劃為右派（實際數字可能更高）。這些人遭受的迫害包括：開除公職、降級降薪、勞動改造、監禁，乃至家破人亡。許多右派被發配至邊遠地區從事強制勞動，在惡劣條件下死亡。右派的家屬也遭受株連，子女在升學、就業、婚姻等方面受到歧視，形成跨代的政治賤民階層。

反右運動的實質，是對知識分子獨立思考能力的系統性摧毀。它確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任何對黨的批評，無論多麼溫和、多麼善意，都可能招致滅頂之災。這場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權的關係，為此後更大規模的政治災難埋下了伏筆。

二、大躍進與大饑荒（1958-1962）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試圖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和農業的飛躍發展。全國掀起大煉鋼鐵、深翻土地、畝產萬斤的狂潮。人民公社化運動將農民的土地、牲畜、農具乃至鍋碗瓢盆全部收歸集體，農民失去了基本的生產自主權和生活資源。

大躍進的直接後果是一場空前的大饑荒。由於浮誇風盛行，各地虛報產量，國家按虛報數字徵購糧食，導致農村糧食被搜刮殆盡。與此同時，大量農村勞動力被抽調去煉鋼鐵，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1959年至1961年間，中國農村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

關於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學界估計從一千五百萬到五千五百萬不等。較為審慎的估計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三千萬至四千五百萬。無論採用哪個數字，這都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為災難之一。

大饑荒期間，許多地方發生了人相食的慘劇。農民被禁止逃荒，被禁止私自開墾荒地，被禁止保留任何餘糧。地方官員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對農民採取了極端殘酷的手段：搜家、抄糧、捆打、關押，甚至活活打死。在某些地區，基層幹部的暴行與天京、南京的屠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文化大革命（1966-1976）

1966年，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號召群眾起來造反，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學校停課、工廠停工，整個社會陷入瘋狂的政治運動之中。

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形式多樣：批鬥會上的肉體摧殘、抄家、遊街示眾、私設公堂、刑訊逼供、武鬥、處決。受害者包括：黨政幹部、知識分子、教師、文藝工作者、宗教人士、「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以及任何被認為具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思想的人。

文革中的死亡人數至今沒有確切統計。根據不同來源的估計，直接死於政治迫害者約為五十萬至二百萬人；若加上武鬥死亡、迫害致死、自殺等，總數可能達到數百萬。受到各種形式迫害的人數則以千萬計。

文革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動員了整個社會參與暴力。施暴者不僅是國家機器，更包括普通民眾——學生、工人、農民、鄰居、同事，乃至家人。這種全民參與的暴力，造成了深刻的社會撕裂和心理創傷，其影響延續至今。

第二部分：暴力形態的比較分析

一、規模與烈度

從死亡人數而言，1949年後三場運動造成的死亡，遠遠超過天京與南京兩次屠殺。天京大屠殺死亡約十萬至二十萬人，南京大屠殺死亡約二十萬至三十萬人；而大饑荒一項，死亡人數即達三千萬以上。若將反右、文革的直接死亡及間接死亡（自殺、迫害致死等）計入，1949年後政治運動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總數可能超過四千萬。

這一數字的驚人之處在於：天京與南京的屠殺發生於戰爭狀態，而反右、大躍進、文革則發生於和平時期；前者是軍隊對敵人或被征服者的暴力，後者是政權對自己人民的暴力；前者持續數週至數月，後者延續數年乃至十數年。

二、暴力的直接性與間接性

天京與南京的屠殺，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刀劍、槍彈、刺刀，施暴者與受害者面對面。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運動，則展現了暴力的多種形態：

• 直接暴力：批鬥會上的毆打、刑訊逼供中的酷刑、武鬥中的殺戮、處決。這類暴力在文革中尤為普遍。
• 結構性暴力：大饑荒中的死亡，主要不是來自直接殺戮，而是來自政策失誤和制度性的壓迫——強制徵購、禁止逃荒、人民公社制度對農民自主權的剝奪。這種暴力更為隱蔽，但同樣致命。
• 象徵性暴力：遊街示眾、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強迫下跪——這些行為旨在摧毀受害者的人格尊嚴，雖不直接致死，卻造成深重的心理創傷，並常常導致自殺。
• 社會性暴力：株連政策使受害者的家屬也遭受歧視和迫害，形成政治賤民階層。這種暴力延續數十年，影響數代人。

三、施暴者的身份

天京大屠殺的施暴者是湘軍——一支有組織的軍事力量；南京大屠殺的施暴者是日本侵略軍——另一支有組織的軍事力量。兩者都可以被識別為特定的群體，其暴行可以被歸因於軍隊的特性、戰爭的邏輯。

1949年後政治運動的施暴者則更為複雜。它包括：

• 國家機器：公安、檢察、法院，以及各級黨政機關。反右運動主要通過國家機器進行，劃定右派、實施處分。
• 準國家機器：工作組、專案組、革命委員會等臨時性組織，在文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群眾組織：紅衛兵、造反派，以及各種名目的「革命群眾」。這些組織的暴力往往更為殘酷、更不受約束。
• 普通民眾：在特定情境下，普通人也可能成為施暴者——揭發鄰居、批鬥老師、毆打「階級敵人」。

這種全民參與的暴力模式，是1949年後政治運動的獨特之處。它使得施暴者與受害者的界限變得模糊——今天的施暴者可能成為明天的受害者，而今天的受害者也可能曾經是施暴者。這種普遍的參與和普遍的受害，造成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敗壞和信任崩解。

第三部分：施暴邏輯的比較

一、「非人化」的不同形式

天京大屠殺中，太平軍被稱為「長毛賊」、「妖孽」，被排除在「人」的範疇之外。南京大屠殺中，中國人被日本軍國主義者蔑稱為「支那人」，被視為「劣等民族」。這種「非人化」為屠殺提供了心理基礎。

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運動，同樣依賴於「非人化」的論述，但其形式更為精緻和系統：

• 階級標籤：「地主」、「富農」、「資本家」、「右派」、「反革命」、「壞分子」——這些標籤將特定人群定義為「階級敵人」，將其排除在「人民」的範疇之外。一旦被貼上標籤，個人的具體情況、具體行為都變得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其「階級本質」。
• 政治罪名：「反黨反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反革命」——這些罪名將政治異見等同於道德邪惡，使對異見者的迫害獲得道德正當性。
• 動物化比喻：「牛鬼蛇神」、「害人蟲」、「過街老鼠」——這類修辭將受害者等同於有害動物，暗示對其進行消滅是正當的。

與天京、南京的「非人化」相比，一九四九年後的「非人化」更具理論性和系統性。它不僅是戰爭中的宣傳口號，更是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體系，有「階級鬥爭」理論作為支撐，有國家教育和宣傳機器作為傳播工具。

二、意識形態的角色

曾國藩以儒家「衛道」為名義發動對太平天國的戰爭；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大東亞共榮」為名義進行侵略戰爭。兩者的意識形態都為暴力提供了正當性，但這些意識形態相對簡單，其動員範圍也相對有限。

一九四九年後政治運動的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和階級鬥爭理論——則更為複雜和全面。它不僅為暴力提供正當性，更創造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觀，將社會劃分為「敵」與「我」，將政治鬥爭提升為歷史進步的必然規律，將對「階級敵人」的殘酷迫害描述為「革命」的崇高事業。

這套意識形態通過教育、宣傳、組織生活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從幼兒園到大學，從工廠到農村，從報紙到廣播，「階級鬥爭」的觀念無處不在。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很難不接受這套話語，很難不以「階級」的眼光看待世界。

意識形態的全面滲透，解釋了為何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能夠動員如此廣泛的參與。當人們真誠地相信「階級敵人」是萬惡之源，相信消滅「階級敵人」是歷史進步的必要，他們就可能心甘情願地成為施暴者，甚至以此為榮。

三、國家權力的角色

天京大屠殺發生於清廷權力式微、地方團練崛起的時代；湘軍雖然名義上效忠清廷，但實際上是曾國藩的私人武裝，其行為並非完全受中央控制。南京大屠殺發生於戰爭狀態，日軍雖然有組織，但其暴行也部分源於軍紀的失控。

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則是由一個高度集中的極權國家所發動和組織的。這個國家控制了一切社會資源——土地、工廠、學校、媒體、戶籍、糧食分配；它建立了嚴密的組織網絡——黨委、支部、單位、居委會、生產隊；它掌握了強大的暴力機器——軍隊、公安、監獄、勞改營。

在這樣的國家權力面前，個人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可能。你無法逃離——戶籍制度和介紹信制度使人無法自由遷徙；你無法隱藏——單位和居委會掌握著你的一切信息；你無法申訴——司法機關完全從屬於黨；你甚至無法自殺——自殺會被定性為「自絕於人民」，連累家屬。

這種全面控制的國家權力，使得1949年後的政治迫害具有前所未有的系統性和徹底性。與天京、南京的屠殺相比，它不是一時一地的暴力爆發，而是長期的、持續的、制度化的壓迫。

第四部分：受害者的處境

一、逃離的可能性

天京被圍困時，部分居民仍有機會逃離——或趁城破前突圍，或在混亂中逃脫。南京陷落前後，也有相當數量的居民逃往周邊地區或外國使館區避難。儘管逃離的成功率有限，但至少存在這種可能性。

1949年後的政治受害者，則幾乎沒有逃離的可能。戶籍制度使人無法自由遷徙；邊境管制使人無法出國；單位制度使人的一切——工作、住房、糧食、醫療——都依附於組織。一旦被定為「階級敵人」，你就陷入了一張無所不在的網絡之中，無處可逃。

大饑荒期間，農民被禁止離開家鄉尋找食物。民兵在村口設卡，阻止農民外出；火車站有人檢查，阻止農民進城。這種對人口流動的嚴格控制，使饑荒的死亡率大大提高——人們只能坐以待斃。

二、抵抗的可能性

天京軍民雖然最終失敗，但在圍城期間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南京保衛戰雖然短暫，中國軍隊也曾奮起抗擊。面對外敵或明確的敵人，抵抗至少在道德上是正當的，在組織上是可能的。

1949年後的政治受害者，面臨的是完全不同的處境。首先，敵人是模糊的——你可能不知道是誰揭發了你，不知道為甚麼被定為「右派」，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甚麼「罪」。其次，抵抗被定義為「罪上加罪」——任何辯解都被視為「態度不好」，任何反抗都會招致更嚴厲的懲罰。再次，你是孤立的——你的家人可能與你「劃清界限」，你的朋友可能揭發你，你無法組織任何形式的集體抵抗。

在這種處境下，許多受害者選擇了順從，甚至配合——承認莫須有的罪名，揭發他人以求自保，在批鬥會上低頭認罪。這種被迫的順從，是極權統治下受害者的典型處境，也是這種統治特別殘酷的地方——它不僅摧毀你的身體，更要摧毀你的人格和尊嚴。

三、倖存與創傷

天京大屠殺和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儘管經歷了巨大的創傷，但至少可以在此後的生活中作為「受害者」被承認（至少對南京大屠殺而言如此）。他們的苦難可以被講述，可以被紀念。

1949年後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其處境更為複雜。許多人即使在運動結束後，也長期無法獲得平反。右派直到1978年後才陸續獲得「改正」，而且至今仍有部分人未獲平反。文革受害者的平反情況同樣複雜，許多案件至今懸而未決。

更重要的是，這些受害者的苦難長期無法公開講述。官方的歷史敘事迴避或淡化這些事件，受害者的回憶錄難以出版，相關的學術研究受到限制。這種「被消失的記憶」，使受害者承受著雙重創傷——不僅是迫害本身的創傷，更是無法言說、無法被承認的創傷。

（待續）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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