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我首次前往愛爾蘭的第四天。

我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一間青年旅舍過夜。那晚是萬聖節，窗外傳來一陣陣煙花聲。
起初我以為那是節日的歡呼，後來才發現，那聲音在這座城市並不只是慶祝。
一位旅舍的老房客對我說：「這聲音，有時讓老人想起爆炸。」
他指的是30年前的「動盪」（The Troubles）。
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彷彿回到了歷史裡——回到一個被壓迫、被分裂、卻又從不屈服的民族。

饑荒的陰影

1845 年至 1852 年，愛爾蘭遭遇馬鈴薯疫病，幾乎整個島嶼的主食歉收。
但英國政府仍堅持讓地主出口糧食至倫敦。七年間，超過一百萬人餓死，兩百萬人被迫移民。
島內人口由 820 萬暴跌至 650 萬，之後更跌破 500 萬。
這場「大饑荒」（The Great Famine）不是天災，而是政治性的饑餓。

英國官員特雷維廉（Charles Trevelyan）寫道：「這是上帝的懲罰，是清除過剩人口的自然機制。」
這句話，成了歷史上最冷酷的註腳。
愛爾蘭人餓死時，成船的穀物與牲畜卻離港出口。
英國報章甚至稱饑荒為「機會」——能促進土地現代化。

我想起蘇格蘭的「高地清洗」，同樣是被貴族以進步之名驅逐的人民。
不同的是，愛爾蘭人餓死，蘇格蘭人只被趕走。
同樣是帝國的邊緣，命運卻不平等。

復活節的火

十九世紀末，英國3次提出「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s），卻被上議院否決或戰爭推延。
1916 年的「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爆發，愛爾蘭共和派佔領都柏林總郵政局，宣告共和國獨立。
6日後起義被鎮壓，領袖們被槍決。
然而，他們的死讓民心改變。
如詩人葉慈寫道：「一切改變，全都因為美之可怕。」

1919 至 1921 年，愛爾蘭共和軍（IRA）以游擊戰迫使倫敦簽訂《英愛條約》，南部成為「愛爾蘭自由邦」。
北部六郡卻留在英國，宗教與民族的裂痕因此固化。
之後的半世紀，這道界線成了子彈與炸彈的地圖。

動盪與和解

1968至1998 年的「動盪」奪去超過 3,500 條生命。
1972 年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英軍在德里射殺 14名手無寸鐵的民眾。
那年最小的死者只有 17 歲。

直到 1998 年，《貝爾法斯特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終於結束戰爭。
協議建立「權力分享」制度，讓新教與天主教共同治理。
公投結果顯示：北愛 71% 贊成協議，愛爾蘭共和國 94% 支持修憲。
和平來臨，但牆仍在。

我第二天走過 Falls Road，那裡的壁畫仍畫着烈士的臉。
在 Crumlin Road Gaol 的監獄走廊裡，導賞員告訴我：「這裡的磚牆，全都聽過呼喊。」
那股寂靜，比煙花更震耳。

飢餓的記憶與尊嚴的延續

愛爾蘭的命運，也改變了蘇格蘭。
19世紀，大批愛爾蘭移民湧入格拉斯哥、鴨巴甸與格連洛克，帶來天主教信仰與工人運動文化。
他們成立了些路迪（Celtic F.C.），用足球建立社群、籌糧救濟貧民。
對愛爾蘭人而言，足球不只是比賽，而是抵抗被遺忘的方式。

而今日的香港泳手何詩蓓（Siobhán Haughey），其愛爾蘭血統亦被視為榮耀。
在愛爾蘭語中，Siobhán 意為「上帝的恩典」。
這恩典，或許就是在苦難中仍堅持尊嚴的能力。

我在貝爾法斯特的夜裡

萬聖節夜的煙花聲持續到凌晨。
我望向窗外，霧氣混著光，像是戰火的倒影。
有人在笑，有人掩耳，城市卻仍平靜。
那一刻，我明白這片土地的勇氣：
它沒有忘記戰爭，但也拒絕再被仇恨綁架。

縱使 IRA 的行動曾近乎恐怖主義，但歷史往往如此——
當和平的門被關上，暴力便成為唯一的語言。
愛爾蘭人不是為了殺戮而戰，而是為了在饑餓與壓迫中證明自己仍然存在。

結語

在愛爾蘭，我聽到的不是槍聲，而是記憶。
這座城市懂得痛，也懂得原諒。

愛爾蘭教我：自由不是一種贈與，而是一種堅持；
饑荒可以奪走生命，卻奪不走民族的尊嚴。

那夜的煙花聲，像是歷史的回音——
提醒我，無論身在貝爾法斯特還是香港，
我們都在努力學習：
如何在傷痕之後，繼續相信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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