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安法》實施以來，「不可抗力」成了一個「日常用語」，無論組織停止運作、取消活動，抑或個人停止發表評論，都經常以「不可抗力」為由。警方昨（11日）批評這些組織或個人使用此字眼，是藉此抹黑執法行動。然而，有前區議員則指政府不需要事事跟抹黑警方扣上關係，文化工作者反問警方執法難道是可抵抗的力量。前政黨高層則直指四字出現於《國安法》實施後，諷「國安自己開記者會講乜都得」，但其他人提及或面臨牢獄之災。

負責國安事務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昨日在記者會上批評，一些個人或團體以「不可抗力」原因停止發言或解散，是把責任「諉過於警方」，他認為對警方不公平，同時亦抹黑警方的執法行動。簡啟恩又強調《國安法》並沒有損害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前區議員指用詞中性免墮法網 嘆警過度解讀

前區議員M（化名）認為「不可抗力」其實是一個比較「中性」和避免誤墮法網的說法，他認為有關人士或團體面臨場地突然被取消，並要向公眾交代時，只能採取這種「不太直接，又不太挑釁性的說話」。

M舉例，下令取消場地的不一定是特定政府部門，有時可能是私人機構自行決定：「我覺得政府不需要每件事都強行扣上關係，覺得這樣說法就是對抗政府，其實根本不存在這件事。」

他解釋，過去的基本人權、合法合情合理的行為，現在港人卻要重新拿捏，或會突然變成有風險，而以「不可抗力」去解釋發生的事，是因為制度轉變和現實社會感受的落差，並非有任何煽動意圖，更不是為了抹黑政府。「相反，這已經是一個沒有任何抹黑警方執法行動的解釋，絕對不是指向他們」。

過去幾年還有不少藝文活動因「不可抗力」而被迫取消。文化界人士T（化名）表示「不可抗力」在業界過去經常使用，主要是解釋活動或表演面對難以抵抗的因素而需要取消。但他指出警察必然是其中一個因素，「難道警察執法，是一個可以抵抗的力量嗎？我們奉公守法，怎會抵抗？」他又指目前自己或認識的人已較少因為「不可抗力」而臨時取消表演，「因為他們（當局）會『超前部署』，提醒某些地方不要租場給我們，租不了場，自然不存在『不可抗力』」。

前政黨高層：已屬最輕描淡寫表達國安壓力 社運人士：壓力來源正是《國安法》

前政黨高層S（化名）亦無奈地道：「你國安自己開記者會講乜都得」，但相關組織或人士在《國安法》下根本無法披露國安人員的任何正式或非正式對話，「即使『問候』你『食咗飯未』、『身體好唔好』，你都唔講得」，他認為「不可抗力」已經是「最輕描淡寫」地表達這種國安壓力的說法。

S又指警方堅稱《國安法》沒有損害言論自由，只是為了「圓滿自己的敘事」：「『不可抗力』幾時開始出現？《國安法》立咗之後囉」，批評警方相當「核突」，「當全世界傻㗎咩」？

香港人權陣線創辦人湯偉雄（赴湯）就批評警方說法是「精神分裂」，一方面充當「反人類」的侵害人權「劊子手」，一方面又要守着自己的「貞節牌坊」，聲稱這些單位「自覺違反《國安法》」而退縮，警方只是執法者，並無施壓。赴湯又解釋，在《國安法》規定下，相關單位不能披露被國安處調查或問話的內容，否則就會被捕，因此才會以「不可抗力」來作為「代名詞」，認為這個壓力來源正是《國安法》。

悼念會、演唱會、市集、書展皆因「不可抗力」取消

翻查資料，過去兩年至少有11個單位以「不可抗力」之名而取消相關活動或行動。單單是去年宏福苑火災後就有兩宗「不可抗力」事件。曾以雙語向國際解說宏福苑大火成因的香港大學學生Ellie Yuen，去年12月突然聲明「基於顯然而見的不可抗力因素」不會就宏福苑進行後續的評論；港大學生會聯院會原定為死難者舉辦校內追悼會，亦遭校方以「社會情況及不可抗力因素」施壓而取消活動。當時警務處助理處長（國家安全）郭嘉銓回應事件時指，學生應明白其行為受《國安法》所規管，又相信校方「不會去到你犯法才跟你說」。

宏福苑以外，過去兩年亦先後有3個學生組織表示因「不可抗力」而需要取消活動，甚至停止運作。同時亦有3個音樂會單位以「不可抗力」為由而取消演出，從本地樂隊KOLOR、台灣歌手焦安溥，到英國電子音樂節Creamfields，都在原定演出前一個月突發取消表演；即使是記協在去年4月舉辦的內部籌款音樂會，亦因為「不可抗力」而取消。

私人機構的活動同樣受到「不可抗力」影響。「文青」市集主辦單位marketoo原定在去年6月底至「七一」期間舉辦市集，但最終在舉行前兩天突然取消，警方僅稱取消「未必與警方有關」。「香港文學生活館」亦於去年7月舉行原定為期10日的「搬遷散書祭」，但在活動第3日亦以「不可抗力」為由宣布活動「即時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