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卿逝世，《明報》在11月13日以社評「懷念一個好人：張曉卿先生」悼念。社評雖肯定其人品，但標題僅以「好人」二字總結，似乎反映了外界對這位媒體老闆長期以來難以言說的複雜觀感。

筆者與張曉卿並無私交，僅能從其公開行為作評價。他白手興家，自有其眼光魄力與處事能力值得肯定；但當他成為華文媒體帝國的掌舵者，人們自然會以另一把尺衡量：他如何使用這項社會公器？從傳媒公共責任的角度看，他的表現令人失望。其行為不但涉及「公器私用」，更使其媒體深度捲入中共宣傳體系。本文主要聚焦於其「公器私用」的部分。

張曉卿曾在《明報》56周年致辭中強調媒體  要「永遠說真話、獨立敢言、探求真相、為民喉舌」，又指媒體是「第四權」，肩負監察政府和彰顯公義。然而，他在掌管《明報》期間因屈服於政治壓力，先後撤換兩任廣受業界尊敬的總編輯劉進圖（2014）及姜國元（2016），並壓制批評中共及港府的文字，甚至使連連載30年的尊子漫畫亦難逃被棄。其言行落差極大。

一、公器私用的典型案例

張曉卿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遼寧投資，因而結識薄熙來。薄於2007年調任重慶後，張立即利用其媒體資源歌功頌德。2009年2月，《亞洲週刊》文章首次提出「重慶模式」，大讚薄熙來的施政，後來薄熙來推動「唱紅打黑」，該刊更進一步美化為「紅色 GDP」。這些吹捧迅速在中國媒體內被複製、擴散，極大推動了薄的政治形象。

筆者對此深感不以為然，曾直斥《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薄熙來上任不足兩年，何來「模式」可稱？但對方不予回答。

二、傳媒老闆親自「唱紅」

張曉卿不僅利用自家媒體，也動用行業平台支持薄熙來。他擔任「世界中文報業會」會長時，在2009年選擇於重慶舉行年會，並在會上稱讚薄熙來具備「高深學養」。2011年，他又以「世界華文媒體合作聯盟」主席身分，將第六屆華文傳媒論壇安排在重慶，並與薄熙來同台合唱紅歌，實質為「唱紅打黑」背書。

三、在重慶設立「世華」西部中心

2011年9月，張曉卿旗下常青集團宣布在重慶投資100億人民幣建設「世界華文傳媒中國西部中心」，《星洲日報》報道形容他給予重慶「最信任的一票」。此舉象徵他全面押注薄熙來。

四、薄熙來落馬後的急速轉軚

薄熙來2012年被捕後，《亞洲週刊》迅速轉變立場，由邱立本撰文嚴厲批薄，強調其踐踏法治。張曉卿亦撰文稱「唱紅打黑」是時代倒車。《亞洲週刊》更密集刊登批薄文章，前後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暴露人性與政治投機的醜惡。

五、誤闖中共高層鬥爭的泥沼

薄熙來落馬後，北京派人到港調查其如何動員港媒助勢，調查範圍包括《亞洲週刊》。決策層欲確認薄是否建立「重慶—香港」的權力走廊，也想了解其背後是否有更高層支持。

事實上，2012年十八大前，薄熙來與習近平曾被視為接班的兩大選項，兩派角力極為激烈。張曉卿以為支持薄 熙來是投資其政治前途，卻不知這等於站到未來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對立面。習近平上位後，張自然要尋求「補過」。

六、戴罪立功：撤換劉進圖

2014年1月6日，《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劉進圖。此事極可能是張曉卿向北京「將功贖罪」的手法。

背景是：2014年1月20日，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發表中國精英在海外資產的調查，涉及多名中共高層，包括習近平親屬。《明報》是合作媒體之一，作為總編輯的劉進圖自然需負責。中共已向大陸合作媒體施壓，按照常理，北京必然也會向《明報》老闆施壓。張曉卿選擇撤換總編輯，以示政治態度。

劉進圖被撤換後一個多月，便在2014年2月遭暴徒斬傷七刀。暴力與政治壓力的時間點重疊，正反映涉事內容觸及敏感利益。張以「斯文方式」消音，歹徒則以暴力滅聲，雖手段不同，作用相同。

當張曉卿強調《明報》要「揭露黑暗、彰顯公義、為民發聲」時，他是否會感到羞愧？此已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