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短評｜高市早苗「台海」強硬言論無彎轉反映日本人對「永遠反省」的集體厭倦？

日本歷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後迅速展現對中國罕見的強硬姿態。她在國會答辯中指出，若台灣爆發武力衝突，日本極有可能面臨「存立危機事態」，意味或將動用集體自衞權。雖然她沒有沿用前首相安倍晉三那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名言，但語氣足以顯示：台海局勢是攸關日本的安全議題。高市過去亦不時強調，日本不應長期被外國以歷史問題作為外交批判的依據。正是這種對「無限期歷史問責」的反感，使得她的言論在部份日本民眾眼中，被解讀為對中國長年情緒勒索的反擊，甚至被視為打破「永遠反省」框架的第一步。

從中國暴跳如雷的反應來看，高市似乎確實踩中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然而，距離她發表這番強硬言論已超過十天，高市在面對來自中國的巨大外交壓力，以及自民黨內資深政治人物的勸阻時，依然沒有任何收回原話的意思。這份強硬姿態或許與她異常高漲的民望有關。2025 年 11 月初的 JNN 世論調查顯示，高市內閣支持度高達 82%，成為日本近年極為罕見的高點。

高市的核心支持群體集中在 40–60 歲之間。這群人既經歷泡沫爆破後的經濟停滯，也體會中國崛起與軍力膨脹帶來的壓力。他們不是右翼，也不是軍國主義者，而是一群長期背負著中國歷史敘事壓力、卻鮮有人願意替他們說話的「疲累的中間派」（tired centrists）。

安全化：把歷史問題轉化為國安威脅

事實上，高市對中言論並非單純的強硬表演，我們或許可以從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理論說起。根據哥本哈根學派的解釋，安全化是一種「語言行動」（Speech act，用說話來完成某種行為）：只要政治領袖成功把某議題提升至「國家生存威脅」的層級，社會便會接受以往難以接受的政策。高市正是以此方式，把中國的歷史批判與台海緊張「安全化」。

高市版「台灣有事論」的效果巨大。它不只是安倍名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策版本，而是將歷史與地緣政治合併成一個訊號：中國不只是批評日本歷史，而是可能影響日本「未來」的安全。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發表「斬首論」式的激烈言論、中國官媒連翻猛烈抨擊後，高市的言論反而得到證實。日本社會或更傾向認為，高市說的確實是眼前的現實，而不是政治操弄。日本選民一旦開始把歷史問題轉化為安全問題時，高市的強硬自然更具正當性。

民族主義動員：非右傾而是尊嚴感覺醒

政治學中的「民族主義動員」（Nationalist Mobilization）理論，提供了另一個理解高市策略的重要視角。她的對中強硬語言之所以能迅速凝聚支持，並非因為煽動排外情緒，而是觸碰到一種在日本社會中長期存在、卻被壓抑的日常集體情緒。正如政治學者 Michael Billig 在其「日常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概念中所指出，民族認同往往不是以激昂的口號存在，而是以一種安靜、潛伏的方式滲入日常生活；然而在特定歷史時刻，這些平日被忽視的情緒會突然被喚醒，並轉化為具有巨大政治效力的動員力量。

在日本，這種情緒非常普遍：「我們反省七十多年了，為什麼中國永遠說我們不夠？」這不是憤怒，而是疲倦、無力與尊嚴感的交織。高市成功之處，在於她終於把這句話說出口。她過去在國會或公開場合多次表達：「我生於戰後，不在應該被問責的位置（自分は戦後生まれであり、戦争責任を問われる立場ではない）。」日本人支持高市並不是因為仇中，而是因為她替日本找回了一種「不再永遠低頭」的姿態。換句話說，她動員的不是仇恨，而是成功將日本人的集體厭倦感與身份焦慮，轉化為其個力的政治動力。

記憶政治：高市挑戰中國定義日本方式

要理解高市真正挑戰的，還需要談到「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這一理論指出，歷史不是過去，而是權力；誰能定義記憶，誰就能定義國家身份。中國持續使用「日本必須永遠反省侵略歷史」作為對外敘事基礎，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為了國內的政治穩定，以抗日故事支撐政權的合法性、凝聚民族認同。而這套歷史敍事，也是外交上牽制日本的重要工具，只要強調日本欠下歷史的債，就能反對其修憲、擴軍與強化日美同盟。

因此，即使中國知道日本社會已對這套敘事感到厭倦、反感，但也不會停止。「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等句式不是情緒發洩，而是一套制度化的慣性語言，而非可以隨時調整的外交語言。

高市真正挑戰的，就是這套將日本永久鎖定在「加害者、反省者、受限者」三重身分中的外部框架。她所提出的，不是否定歷史責任，而是一套新的戰後敘事：日本可以承認歷史，但不必被歷史牽制；日本追求和平，但拒絕成為只能被動接受他國評價的和平國家；日本願意負責，但不接受外國永遠自居裁判者的位置。這不是歷史修正，而是對七十多年來只能「被評價」而不能「自我定位」的結構性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