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兩國元首早前在南韓釜山會晤，被外媒形容為一次「戰略性休兵」。換言之，競爭並未減弱，只是從高調衝撞轉入長線消耗。有論者指出，與當年美蘇「舊冷戰」相比，今日美中較量的已不是誰能向世界輸出更具說服力的制度理想，而是各自能否在內部維繫信任、穩定與生活前景的感覺。然而，這並不意味制度之爭已經終結；相反，它被帶回了最根本的問題：面對集體的失望，民主是否仍能自我修復？專制能否承受承認錯誤的代價？究竟誰的制度能真正回應人民的絕望與無力感，而不是製造更大的犬儒或「內捲」，並讓明天仍然能夠被想像。

無可否認，中美兩國民眾今天同樣面臨「沒有明天」的集體情緒，這源於雙方政權都在承受內部信心危機與統治正當性動搖。然而，正因制度不同，兩國的社會現狀並沒有走向相似的結局。美國的困境在於：制度仍在運轉、選舉仍然舉行、權利與自由形式上仍被維持，但人們愈來愈難相信「努力會換來更好的生活」。而中國的困境則不同：制度高度集中、權力運作高效且滲透縱深，卻愈來愈難再提出一個能被普遍相信的未來敘事。

7成美國人認為下一代生活更糟

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2023），56%美國人認為美國「已不再是其他國家應效法的民主典範」，這一比例較十年前幾乎翻倍。同年，65%受訪者表示對美國民主制度「感到不滿或失望」，而相信制度仍能自我修復者不到三分之一。另外，71%美國人認為下一代生活會比現在更糟，創下自1990年代追蹤以來最悲觀的水平。Gallup（2024）民調則顯示，僅19%美國人相信國家正朝正確方向前進，而對國會、司法與傳媒的信任度普遍跌至 30%以下，是自1970年代以來的歷史低點。

這些並不是意識形態的爭論，而是人們正在以自身生活經驗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是否仍能相信自己的努力與明天有關？」Bankrate（2025）調查指出，僅41%美國人能以儲蓄應付1,000美元突發開支，另有59%需借貸或向親友求助。美國疾控中心（CDC）統計更顯示，10–24歲人群的自殺率過去十五年間上升超過60%。《The Lancet Psychiatry》2021與2023年連續研究更發現，青年自殺攀升根本原因，是「生活可預測性的崩塌」——不再相信努力會帶來更好的未來。

這不是短期不滿，而是一種對未來失去連接的感覺。正如政治學者Yascha Mounk在《The Atlantic》所言，美國正陷入「沒有未來的政治」（politics without a future），政治話語日漸被憤懣、身份對立與相互指責吞噬。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提出的「羞辱性焦慮」（humiliation anxiety）則提醒我們：當人意識到自己「再努力也無法回到一個可掌控的明天」，焦慮便不再是個體性的，而是結構性的。

民主危機不等於民主崩潰

這裡必須把握一個關鍵差異：民主危機與民主崩潰並不是同一件事。美國人對未來感到失望，部份確實源自對制度運行方式的不信任——民粹政治「騎劫」民意、兩黨惡鬥導致政府停擺、從極左到極右的政策擺盪，甚至強勢領袖以「人民的名義」擴張權力，這些都動搖了制度的正當性。

然而，民主的關鍵不在於避免犯錯，而在於錯誤可以被公開地承認與修正。即使社會愈發分裂、社會共識不斷減弱，民主制度仍保留著一套可逆機制：獨立司法、新聞監督、公共討論、多元中介組織與可替換的政府。正是這些制度，使錯誤不至成為宿命，使權力不會停留在單一意志之下。換言之，民主的價值不在於永遠正確，而在於它仍能回頭。

中國人無未來的集體焦慮：躺平、擺爛

如果說美國的困境是制度仍在運作，卻未能提供足夠的未來感；那麼中國的困境則是制度愈來愈嚴密，卻難再讓人相信明天會更好。只可惜，中國欠缺可持續、公開的民意追蹤，要讀懂社會情緒，只能從人們在網絡中自發形成的語彙觀察。近年流行的生活用語，正是這種集體焦慮的投射：「躺平」（拒絕無止境內捲）、「擺爛」（承認有限、降低攀升期待）、「孔乙己文學」（教育資本難以兌現所帶來的身份羞辱）、「縣城安放」與「人生降噪」（以降低成本與期待換回可控性）、「反向打工」與「存錢式生活」（在生存與尊嚴之間將投入降到最低以保存能量）。

更進一步的，是近年在小紅書與豆瓣上出現的「老鼠人」：選擇降低存在感，不追求成功、不參與比較，甚至刻意讓自己「不被看見」。與其說這是一種消極心態，不如說是在看不到前景的一種自我保護。正如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 在《Risk Society（風險社會）》中指出，當制度不再能夠吸收風險，風險便被下放到個體身上，成為每個人必須自行承擔與管理的問題。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會選擇縮窄生活圈子、降低曝險、減少對未來的投入（如不結婚或不生育），以重新獲得可掌控的心理安全。

過去，中國的未來敘事依靠「快速成長」支撐；但當成長失速、階層流動堵塞，「未來」作為一種情感經濟（emotional economy）便開始瓦解。於是，人們不是不努力，而是意識到：努力不再導向更好的人生，努力不再通往更好的生活，而是通往更激烈的競爭、更漫長的加班，以及更不確定的回報，亦即可謂的「內捲」（involution）。

中美差異：集體焦慮能否轉化為公共訴求

在這裡，中美的差異才真正顯現。美國人的焦慮可能會轉化為怨懟、公共鬥爭、政治極化，因為制度仍允許聲音衝撞、議題曝光與錯誤被指出。而在中國，當未來感動搖時，個人情緒往往被引導向沉默、內縮、退場與自責。這不只是「文化性格」，而是制度條件使然：在高度監控、審查與輿論引導的環境下，公共討論與制度糾錯的空間被壓縮，批評與不滿被迫轉向個人內心、家庭與身體。結果是，焦慮無法轉化為公共訴求，而是被迫內化為個人的負擔。

中國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集體領導 + 增長共識」之上；但近年「集體領導」逐步退場，決策權力加速向個人集中，使制度內部可供緩衝、辯論與修正的空間不斷收縮。這使得錯誤不再被視為政策問題，而被視為敘事合法性的威脅。

一旦錯誤被承認，動搖的就不是某項措施，而是政權的正當性。尤其當一黨領導逐步走向 一人決斷，制度內部的緩衝空間便會快速縮小，錯誤只能被延後、稀釋、隱藏、再包裝——直到成本累積到無法轉向為止。而一個無法承擔錯誤的政體，也就無法承擔未來。因為所謂「未來」，本質上正是一個社會仍然保有重新開始的能力。

國家宏大敘事無法讓人相信未來

英國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指出，人需要的不只是生存，而是相信生活具有連續性，亦即今天的努力與明天的收穫仍相連，這就是「存在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當宏大敘事（如國家承諾、制度話語）無法在日常生活中被轉化為可感的穩定秩序時，個體便會產生深層的不安（deep existential anxiety）。 這種不安源於再也無法在現有秩序中為自己的未來找到位置，不是痛苦，而是「不知道明天是否還存在」的迷失。

民主與專制的分野，正在於是否能維持這種連續性。若民主的風險在於會出錯，那專制的風險便是不准出錯；前者仍能回頭，未來或許會變得不確定，但不會被封閉；後者卻無路可回，未來因而失去可被想像的可能。

因此，與其說中美「新冷戰」比拼的是領導人手腕、政權存續與內部壓力管理，不如說是：誰的制度能承受不確定的明天，而不致崩解。真正的大國競爭，不在於誰的敘事更響亮、承諾更動聽，而在於誰能保留「還能再開始一次」的可能， 並讓人仍敢想像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