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審訊照片上星期首度曝光後，一段長達6小時、被列為「國家機密」的六四軍事法庭錄影，近日再次揭開北京最敏感的政治禁區。畫面顯示，六四事件前夕拒絕率兵入城執行戒嚴的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得悉中央軍委下令出動大量武器、坦克和裝甲車進京後，當場表明「有不同意見」，最終拒絕執行調兵令。這段罕見錄影，不僅揭示解放軍六四事件的行動細節，也全面呈現徐勤先當年的道德抵抗與良知抉擇。

六四事件見證者與研究者吳仁華昨（25日）在社交平台公開的片段，片頭藍底白字顯示：「開庭審判徐勤先案件 1990年3月17日」，地點是解放軍北京軍區軍事法院。

審訊在肅穆的氣氛中開始，合議庭由1名審判長、3名公訴人、兩名審判員組成，徐勤先則有兩名辯護人。徐勤先被押至被告席就座，態度不卑不亢，審判長則在開庭時宣布，由於徐勤先違抗戒嚴命令案件涉及「國家機密」，故進行不公開審理。

起訴書由公訴人宣讀，指1989年5月18日，時任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在會議上，向徐勤先傳達中央軍委要求38軍入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時，徐勤先當場拒絕，違抗軍委戒嚴命令，干擾戒嚴部署，助長動亂勢力，增加部隊進城困難，並損害軍隊聲譽，造成嚴重政治後果，而徐勤先身為集團軍軍長，在黨和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臨陣抗命，嚴重危害黨和國家的利益，性質惡劣，後果嚴重。

軍委下達坦克進京戒嚴令

錄影片段同時披露徐勤先個人陳述。徐勤先表示在那場關鍵會議上，軍區政治委員劉振華、副司令員李某、參謀長周某等人，向他傳達中央軍委決定，調動38集團軍1.5萬人、200至300輛裝甲車，還有輕重機槍、高射擊槍、自動步槍和衝鋒槍在內的大量武器，於5月20日進入北京多個軍委總部大院及指定地點，執行戒嚴任務。

徐勤先供稱，他首先就「其他武器」範圍、裝甲車數量等細節反覆追問，又翻查編制表，發現光靠坦克數量也難以達到命令要求，於是就在會上說：「這個事情我有不同意見」，又指「這是個群眾性的政治事件，應當用政治辦法來解決」，如果要動用武力，衛戍部隊，公安武警也就足夠，如果非要用野戰軍，將野戰軍調到北京近郊也可保持威懾，「好人壞人混在一起，軍隊老百姓混在一起，怎麼執行？打誰？」

「這樣一個大事，應當慎重研究解決」

當審判長追問有否建議由國家機關而非黨發布命令時，他否認曾講「以黨的名義發布不合適」，但承認自己主張「這麼大的事情，應該慎重研究」，建議由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共同討論處理方案，甚至提到軍隊已「納入國家體制」，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可參與討論，並把這形容為「科學民主決策」。

審判長隨即以「解放軍是黨絕對領導」反駁，指徐勤先建議讓國務院、人大常委會共同討論，已經是在質疑並變更中央軍委已下達的命令，構成對黨中央權威的挑戰，指他把黨的領導置於次要位置，違反憲法和軍隊制度。

審判長重複追問關鍵一句

最具象徵意義的片段，出現在法庭多次重複的逼問之中。審判長逐條對照起訴書措辭，逼他回答有否說過「這樣的行動要經得起歷史檢驗，一件事短時間看不清楚，但歷史可以證明，執行這樣的任務可能立功，也可能成為歷史罪人」。徐勤先承認，「這個思想有」，但已記不起是在何時何地說出口。

在長達數十分鐘的攻防下，合議庭最終將問題逼向核心：徐勤先究竟是「思想有分歧」還是「拒不執行命令」。徐勤先一度以「作為部隊，要堅決執行；作為個人，我不大想參加」作為區分，卻在審判長連番追問「你是集團軍軍長，不參加意味甚麼」下，被迫承認「意味着就是我個人不執行命令的問題」，並在記錄中被概括為「思想嚴重不通，不執行命令」。

翻查資料，1989年4月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舉行大規模悼念活動，其後演變成大規模示威，要求中共推行政治改革。

到了5月16至18日，北京有逾百萬人湧上街頭，包括學生、工人、青年與長者，要求中共與學生公開對話。5月18日，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結束訪華，但國際焦點被天安門學生運動完全取代。同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學生原盼爭取對話，卻在針鋒相對的氣氛下不歡而散，廣場情勢隨之急轉直下。此時距北京宣布戒嚴僅餘48小時，亦是六四事件爆發前倒數第1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