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大規模街頭示威，以及委內瑞拉的政局不穩，近日都在華語輿論場引起不小震動。一些海外媒體與社交平台流傳一種說法：國際動盪觸動北京當局的敏感神經，中國因而「進入戰備式維穩」。於是，網上流傳的「黨衞軍式」街頭巡邏、特警操練、鎮暴演習等畫面，也被不少轉發者解讀成「事前部署」的訊號。但若稍微拉開距離來看，關鍵或許不在於影像真假，而在於人們是否正以一種新的焦慮框架，重新閱讀那些本來就存在的日常場景？換句話說，不少中國網民其實是把「下一次會不會也輪到我們」的想像——當中既有隱約的期待，也有深層的焦慮，全部投射到早已成為日常的特警巡邏與防暴演習畫面之上。

必須先說清楚一點，高密度的特警巡邏、全副武裝的鎮暴防亂演練、各類「社會面防控」與「武警公安武裝聯合巡邏」等措施，甚至防暴裝甲車進駐繁華街道，在中國各大城市，如上海、四川或陝西等地都並非新鮮事，相反已是十分尋常的現象。若翻閱過去十年的中央與公安系統公開文件，便會發現一些反覆出現的關鍵詞，例如「社會面防控」、「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群防群治」、「快速反應處置機制」、「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等，幾乎年年出現在公安部工作部署、地方政府治安方案，以及各類突發事件應急預案之中。

中國早有整套防亂治理邏輯

換言之，中國當局早已有一整套可被觀察到的「防亂、防聚、防突發」治理邏輯；這套邏輯並非因伊朗或委內瑞拉政局動盪才突然出現，而是在過去十多年裡逐步制度化、日常化，並且在不同城市、不同時段反覆運作。這些措施有時因大型活動、有時因季節性治安、有時因地方治理與考核壓力而加強；但整體而言，並未真正鬆動過，相反逐漸變得更為密集與常態化。

也正因如此，近期網上流傳的許多畫面，若單獨來看，其實很難構成「新的制度轉向」的直接證據。與其說「最近因外國事件而提高維穩」，不如說：高強度維穩早已是底色，只是此刻被重新看見。真正不同的，反而是中國民眾觀看這些畫面的時機與心境。

當然，筆者並不否認，伊朗及委內瑞拉近日出現的動盪不安，會被北京當局視為需要密切觀察的外部變數，並納入既有的安全研判之中。但想指出的是，這種研判並非臨時啟動的非常機制，而是長期存在於中國治理體系中的一部份；它並不能直接證成所謂「戰備式維穩」已經在此時展開。

那麼，為何這些畫面在此刻特別容易被網民「看成警號」？這就要進入社會心理與傳播學的分析層面。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指出，人們理解現實，依賴的是「框架」（frames）。同樣一個行動，在「日常治理」框架下，是例行公事；但在「政權危機」框架下，卻會被理解為預防與壓制。伊朗與委內瑞拉的事件，正是提供了後者這個框架。

網民藉外國示威潮投射焦慮與期待

當外國街頭出現政權動盪，人們往往不自覺地問一句：「如果在這裡發生，會怎樣？」這既不是策劃，也不是煽動，而是一種處於結構性壓力下的自然代入。社會心理學早已指出，當個體缺乏直接介入現實的空間時，往往會透過「他者」的事件來投射自身的焦慮與期待，藉以替無法言說的處境尋找出口。

在這種「想像式代入」之中，遠方的示威不只是國際新聞，而成了一面鏡子；而身邊可見、可被捕捉的符號，如警燈、特警隊形，或防暴演練畫面，便成了最容易承載這種投射的對象。這些畫面未必是要去傳達甚麼特殊訊號，卻在觀看者的心境中被重新賦予意義。

進一步而言，在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人們傾向把零散線索視為預兆。組織研究學者 Karl Weick 在討論「不確定情境下的意義建構（sensemaking）」時指出，當未來不可預測，人們往往會先透過敘事來理解「正在發生什麼」，再回頭尋找事實加以支撐。一段無法確認時間與背景的巡邏影片，便可能在此刻被反覆轉傳、解讀與加註意義，最終拼湊成一個「似乎即將發生甚麼」的故事。

投射與代入在中國非憑空出現

更重要的是，這種投射與代入，並非憑空出現，而是植根於中國社會過去十多年的具體經驗之中。各地維權與討薪行動長期遭到打壓，經濟下行帶來的不安全感不斷累積，而零星卻持續的抗議與衝突，早已成為許多人耳聞目睹、甚至親身經歷的日常現實。示威並非一個遙遠的概念，而是被不斷壓低、拆散、去政治化的社會摩擦。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外國的街頭動盪才特別容易觸動中國民眾的情緒。它們之所以引發強烈共鳴，並不只是因為畫面激烈，而是因為那些場景，與人們自身所經歷或所聽聞的處境形成了結構性的對照。當不滿缺乏出口，遠方的抗爭便成為一種替代性的想像空間，使人得以暫時代入「如果不再被壓制，事情會如何展開」的想像中。

因此，網民將日常特警巡邏、防暴演習畫面視為「警號」，並不只是對國家權力的誤讀，同時也是一種在長期壓抑之下，對可能變化的高度敏感。這種敏感，既反映了對現實風險的焦慮，也透露出對其他可能性的隱約期待。

結構性問題或被誤讀為「突發時刻」

理解這一點很重要。指出某些解讀被放大，並不等於否認現實中的壓力；承認高強度維穩長期存在，也不等於說它不值得關注或反思。真正需要警惕的，或許不是網上的過度聯想本身，而是當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問題，被誤讀為某個即將到來的「突發時刻」，人們反而更容易失去對現實節奏與制度慣性的判斷。

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外國的街頭動盪，並未改變中國的治理結構，卻深刻改變了人們觀看這個結構的方式。而這種觀看方式之所以反覆出現，並非偶然。它正反映了一個在長期壓抑與不確定的環境中，仍試圖理解自身處境、並尋找可能出口的社會心理。這種心理本身，無論被視為焦慮、期待或誤讀，都已成為當下現實的一部份，值得被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