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火災發生後，中共港澳辦副主任周霽及農融極速南下「協助救災」，標誌著中共行之有年的「災後維穩」體制正式在香港落地。面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香港傳統公務員體系只懂得依法辦事與公開訊息，卻不懂得中共最擅長的政治維穩與輿論導向。在中共眼中，若放任港府處理，或會變成「烏魯木齊大火」翻版，再爆「白紙運動」。

一黨獨大的體制優勢在於「集中力量辦大事」。一旦災難發生，黨的動員不僅限於警方、消防和醫療，更在背後發動商界、明星、社會組織捐款，要求傳媒不斷報導「好人好事」、「感謝消防醫護」等故事，將公眾注意力從「為甚麼起火」轉移到「救援多麼艱難」；同時，透過迅速拘捕涉事人物、領導現場慰問、快速賠償等畫面，將人禍轉化為歌頌黨和政府動員能力的讚歌，防止受害者家屬和社會的悲憤轉化為對體制的不滿，防止個人聚集變成群體抗議。

農融長期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任職，2015年12月升任中共貴港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2019年出任黨委統戰部副部長，2020年又擔任過駐巴基斯坦大使。廣西是邊疆民族地區，涉及複雜的維穩與統戰工作；而巴基斯坦則是外交前線。農融在處理涉外安全事故、引導國際輿論、以及利用「統戰」手段化解矛盾方面經驗豐富。

大埔火災必然引起國際媒體關注，2023年曾出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農融，今次任務之一是防範「境外勢力」利用災難做文章，讓國際媒體跟從香港政府的敘事。從結果來看，似乎已經成功，多間西方和台灣媒體已把起大埔火災原因歸咎竹棚，較少提及懷疑是中國製劣質棚網和政府監管不足問題。

而周霽在進入港澳系統前，長期在湖北、河南省內工作，擔任過市委書記、常務副省長、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等職位。河南與湖北均為人口大省，各類安全事故與社會矛盾頻發，包括2021年河南省鄭州特大暴雨，讓他積累了大量處理突發事件、協調「強力部門」（公安、信訪）壓制社會不滿的經驗。

香港公務員體系習慣於「按章辦事」。消防救火、醫管局救人、社署提供臨時住宿，各部門雖然專業，但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核心來統籌跨部門、跨社會階層的資源。在需要調動「愛國社團」乃至中資機構進行全社會動員，以及指揮媒體進行輿論控制和認知作戰時，公務員政府往往顯得手足無措。

公務員習慣於開記者會交代事實，但這種「誠實」在中共看來是「政治幼稚」，因為在災難面前，單純的事實披露往往會引發公眾的恐慌與追責聲浪。在火災後，陳國基迅速將矛頭指向「竹棚」，並高調宣佈將全面轉用金屬棚架；鄧炳強則強調化驗顯示棚網達到阻燃要求。兩人或許已跟周霽及農融學習，嘗試引導輿論走向，又保護國有供應鏈或特定利益集團，阻斷了公眾向「監管不力」這一核心問題的追問路徑。

關於未來走向，我估計港府會正式實踐習近平最愛的浙江「楓橋經驗」模式（立法會和區議員都曾經討論過），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層面。例如，撥款擴大關愛隊編制，對受災群眾實行「人盯人」的「貼身服務」。其實，政府目前已宣布「一戶一社工」措施，受難市民搬到政府的房屋時，相信也會有很多「關心」，監控和防止他們串聯維權或接受外媒採訪。

此外，港府或會利用逾十億公帑和慈善款項，在大埔火災事故原因尚未查明前，就給出高額撫恤金，條件是家屬簽署「不再追究」協議，協議簽得早，補償拿得多。這不僅展現了「暖心」，更重要的是通過經濟手段迅速平息家屬的怒氣，換取他們在媒體面前的沈默或配合。

周霽及農融此行，表面是「支援」，實質是將中共成熟的災後維穩與應急管理經驗，制度性地移植到香港。港府官員的發言不再是單純的通報案情，而是經過嚴格審查的「政治公關稿」。最後，我更擔心港府會怎樣打壓民間的救災行動，例如是志願人士自發設立物資收集站和「火災關注組」，那是公民社會的雛型，直接影響官方的救災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