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感覺全回來了」、「原來大家都仍在」……

宏福苑一場無情大火，奪去最少160人性命，亦喚起香港人過去幾年只能隱藏心底的情感。「訴求」兩字、連儂牆、黑衣、獻花、靜默等等——那種熟悉的政治語言與符號，再次在公共空間出現，也觸動政權神經。身處九千多公里外的倫敦，它們為何穿插在哀悼的集體儀式（collective rituals）？距離有沒有讓傷痛變了形狀？《追光者》記者於上周六（6日）倫敦大遊行當日訪問多名港人與學者，瞭解他們的所思、所想與所感。

「上一次如此緊貼熒幕留意最新消息，要數到甚麼時候？」「大概是 2019 年了」，年近七旬的 Tommy 說道。

情感上依然「在場」　腦海中的那年大埔

「自大埔廣福邨於 1983 年竣工，我們便住在那裏十數年，那時我才 30 多歲，兒子也在那裏出生。」Tommy 撐着拐杖，行動不算靈活，卻幾乎從不缺席示威。這天他與妻子同行，提前從蘇格蘭搭乘通宵車南下倫敦。

宏福苑與廣福邨同期入伙，兩者僅一街之遙。Tommy 起初做小販，其後租下舖位經營生意，形容大埔社區風氣淳厚。忙裏偷閒時，他會與街坊打球、打麻將，「我們在那裏結婚，也在那裏成長」。縱使其後搬離，如今在英國定居約四年，他說與大埔始終連繫深厚，認識眾多街坊朋友。這場災難令他格外難受，情感上依然「在場」：「電視上每一幕我都熟悉，大火燒的，就是我成長之地。」

對今年 40 歲的陳先生而言，那份悲慟或許更為切身，上周五（5日）亦有參加倫敦的港人悼念會。身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胸前別着白花的他，移民英國前居於廣福邨，家人至今仍住在邨內。他最先從母親處得悉大火，其後便不斷留意社交媒體及屋苑通訊群組的更新，亦收到很多人傳訊關心。大火後數天，他曾潸然淚下，坦言感受「很深也很痛」：「我有位朋友過身，我掛念他也擔憂他家人，他兩夫婦都是我中學同學，另一位中學同學亦有家人仍然留醫。」

走在泰晤士河畔的夜風中，他說，正因與仍在香港的人「身同感受」，精神亦相當萎靡，才逼使自己適當抽離，不敢過度追看新聞，「其實這方面和 2019 年反修例運動有很多相似之處，勾起好多回憶」。這位當年集會大多都有出席的「和理非」，對再見證群體動員深感唏噓：「當年我親眼看見中大遭警方攻打，很多香港人把物資連夜送到大埔，再運上中大。今場大火，同樣有很多人站出來，不同的人趕往大埔，甚至親身支援災民，兩者其實十分相似。」

苦難連結港人　六年前的相同與不同

六年間有甚麼未曾離場？示威者說，是對問責、公義的追尋，以及其後接踵而至的打壓。這場大火，再次掀動這些蟄伏的情緒。

居於倫敦、今年 27 歲的 Pinky，以往在大埔工作。上周六她身穿一襲黑衣戴着黑色口罩，因病聲音略帶沙啞，手中的海報寫着「悲痛」，倒轉過來便成「問罪」。她說，中大學生關靖豐只是「站出來發聲」便遭拘捕，讓她心中湧現港人於 2019 年所面對那種「不公平對待」的熟悉感，強調如同當年一樣，「此次火災也要追究到底」。這份被視為沉寂、卻從未真正消失的情緒，Tommy 亦深有體會，「當年的人其實一直都在，只是行動低調，沒有消失。每當有事，他們就會再站出來。」

這種痛苦的感覺跨越時間，也浮現在陳先生的經驗裏。他認為，兩場苦難連繫港人，不論是否身處當地，這些時刻同時也是族群重新團結、重新學習的機會，與海外港人六年前聲援反修例運動並無二致。「靜默了這麼多年，很多事不能說、不能做。但當大家再次行動，無論是幫助他人，還是追尋真相，其實性質非常相近。」他說悲傷沉澱後轉化成憤怒，因為火災反映「香港一直缺乏公義和真相」。正是政府持續的打壓，喚醒對反修例運動的記憶：「因為直到現在，很多事只會越來越差，只不過大家不敢說。」

然而，六年前後的痛楚並非毫無差別。Tommy 認為反修例運動的苦難更為深重，「那時候我們『在地』，每天都出去」；對陳先生而言，這場災難來得更為個人，「2019 年始終是漫長的政治事件；撇除政治因素，今次則是場人為災難，對我來說更切身刺痛」。

苦痛，或許就是港人之間的共同語言。「反修例運動時，很多年輕人走出來，有人犧牲，也有人至今仍身陷囹圄；對我來說，與今次火災並無分別，都是很痛很痛」，陳先生補充道。

示威成為身份　痛苦有沒有變得「在英」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我們離開了香港，我們沒有資格去指指點點，我們沒有資格去教仍然留在香港的人做甚麼。」流亡社運人士鍾翰林在上周六遊行前對人群說：「但我們其實仍是一個整體。」

每當談及英國的港人社群，人們往往會在「港人」前，冠上「在英」兩字，彷彿是張名片。這個前綴正如鍾翰林一番話，揭示着距離如何拉扯身份：一方面受香港牽扯（念掛也好，憤懣也罷），另一方面又要接納經已離開那片土壤。

「如果我在香港，我一定吃不消——燒成這個樣子，我怎可能受得住。」Tommy 說，若人仍然在港，痛楚只會更深，形容「今次始終是隔岸觀火」。Pinky 恰好相反，她斬釘截鐵地說，即便在英國居住逾四年，距離與她感受痛苦「沒有關係」。反修例運動以來的六年裏，她每天都緊盯着手機螢幕，從未停下追看香港的消息，火災亦不例外。「每日新聞重複播報死傷數字、重複說有多少人失去家人，這些訊息維繫着我與仍在香港的家人和同事——我們整周不停互相討論這場火災，每日由早到晚關心香港的消息。」

對她而言，螢幕不是距離而是連結，不是抽離而是種「在場」——與其形容她離開了香港，倒不如說香港從未離開過她。若仍然身處大埔，她表示會像火災當晚的港人一樣，幫忙集合和分發物資。但身處倫敦，她所能做的事極少，「唯一能付諸行動」的便是出席示威發聲。政治表達以外，遠距離的災難，為示威賦予另一重意義，定義着她對香港的情份與身份。

延續的公共情感　集體儀式確認彼此

文化政治學者黃偉國亦有參與上周六示威。他說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大型災難如911襲擊、南亞海嘯等，往往令目擊者受創，形成個人與族群層面的集體傷痛，今次火災亦屬如此。社會通常透過各種集體儀式來吸納、承接並釋放這些情緒，上周五的悼念會和翌日的示威正是例子：「更重要的是，正正因為不是自己一個人做，而是在公共空間裏集體進行，讓大家彼此看見。」

互聯網與即時新聞的普及，進一步模糊了「在場」與「不在場」的分界。香港與英國媒體同時直播火災，黃偉國說，海外港人接收到的資訊與情緒氛圍，其實與災區現場無異：「在英港人不僅承受着相同的苦楚，還可能因無法身在香港、無法直接幫忙，而產生『罪咎感』」。這些情緒彼此疊加，形成跨地域的公共情感，大型集會以至示威，便是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療傷方式——「集體儀式有兩個功能，首先是將苦難和痛楚再重溫一次，其後便是確認在世的人，如何面對災難走下去」。

火災過後的民間反應，折射出反修例運動所延續下來的公共情感脈絡。黃偉國指，固然有人希望避開政治，但對曾經歷 2019 年社運的人而言，將兩者連繫幾乎是本能反應：「反修例時，政府無視民意；今次，當局同樣對居民在維修期間提出的質疑置若罔聞。」相較 2019 年，今次災難死者眾多且無辜，而港府事後迅速表態感謝中國政府，令情緒衝擊更為強烈，「對港人社群的震撼和創傷恐怕會更持久。」

集體哀悼中的儀式性動作和物件，也將六年前後的情緒串連起來。黃偉國說，在悼念會上看到人們獻花、摺紙鶴、用便利貼寫滿牆面，便想起反修例運動期間悼念梁凌杰等人的場景：「如果六年前你曾走進這些場合，或看過那時候的直播，很自然就會把今次火災，與那些悼念逝世者的公共儀式連結起來。」

身在何方或許已不再重要。細雨輕敲着白絲帶，紙鶴在風裏微微晃動，寄託着無以名狀的痛，將那些思緒溫柔地送抵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