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在這次大選中取得壓倒勝利，標誌日本政局出現一次明確的方向性轉折。多家日本主流傳媒指出，這場選舉象徵日本正重新走回一條可被稱為「強人政治」的軌道上；亦有部份親北京立場的評論，迅速將日本政治的轉向定性為「極右化」。在這類論述中，自民黨的獨大、修憲討論的重啟，以及強勢領導人的出現，往往被極度簡化為日本背離戰後和平路線、重返軍國主義的先兆。然而，這種將民主制度內的權力集中，直接等同於威權或極右政治的說法，本身正暴露出對民主運作機制的無知與誤解。

正正是在這種誤讀所形成的對照之下，中國的位置反而顯得格外尷尬。高市挾強大民意而來的「強人政治回歸」，在外交與安全政策層面，正逐步將北京推向一個左右支絀的境況——硬也不行，軟也不行。當日本能在民主框架內調整外交路線、重塑國家定位，北京卻因權力高度集中而缺乏相應的轉圜空間。這種進退失據，未必只是外交策略的問題，而是專制政體在面對他國民主制度回應不確定性時，其制度本身所能承受的彈性與調整空間已顯得相當有限。

日媒指「鐵娘子」出現反映政治語境轉變

選後評論中，日本主流傳媒開始反覆使用一些過去較少出現的描述語彙，試圖捕捉這場選舉所帶來的政治氣氛變化。《每日新聞》與《朝日新聞》皆指出，高市被稱為「鐵娘子」，甚至不時被人拿來與英國史上首位女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25-2013年）比較，已反映日本政治語境正在轉向。

這未必意味社會整體走向威權，而是顯示在振興經濟、外交與安保等高度焦慮的議題上，選民對長期倚賴模糊協調、低風險管理的政治風格，正逐漸失去耐性。相較於過去強調共識、平衡與漸進，高市的政治形象提供了一種更直接的承諾：即使未必能立即解決問題，至少能清楚表態、迅速決斷。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被形容為「強人政治」的回歸，並未脫離民主制度的軌道。高市的權威來自選舉授權，而非制度外的權力集中；她的政策方向仍需經黨內協調、過國會審議與媒體檢視。換言之，日本社會並非放棄民主制衡，而是在民主框架內，暫時選擇以更集中的政治領導，回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集體不安。

德國思想家 Jürgen Habermas 對民主合法性的判斷，正好提供了一個理解這種現象的分析框架。對他而言，民主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出現強勢領導，而在於權力是否仍然必須接受公共辯論、制度性質詢與選舉檢驗。只要權力仍可被挑戰、被修正，「強」本身並不構成對民主的否定。

高市或借勢推動修憲應對新國際形勢

不少評論均相信，高市領導的自民黨在眾議院取得逾三分之二的議席，往後極有可能將推動修憲，讓日本真正踏上「國家正常化」的道路。有關修憲、擴軍，甚至擁核，在日本社會一直是長期被擱置的議題，近年卻在外部壓力累積下逐步浮上枱面。俄烏戰爭打破歐洲安全秩序、台海局勢持續升溫、北韓軍事行動頻仍，加上美國對盟友責任的重新界定，都使日本過去賴以運作的安全框架顯得愈來愈脆弱。這樣的現實條件下，「是否繼續讓制度落後於現實」開始成為政治上難以迴避的提問。

當然，無人能抹殺日本政治未來是否會出現更明顯的右傾趨勢，但至少在現階段，高市的強勢仍然被置於公共監督之中。即使修憲本身仍充滿爭議，並牽涉冗長而複雜的民主程序，但將這個問題重新拉回公共辯論場域，本身已顯示日本民主正在嘗試以制度方式，承接不安全時代所帶來的壓力。

至於中國對高市今次大勝的態度，亦相當值得玩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稱，日本這次選舉「反映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及思潮趨勢」，並警告「極右翼勢力若誤判形勢、恣意妄為，必將遭到日本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抵制」。官方媒體如 CGTN 亦指出，這次選舉可能代表日本政治向右、保守化的趨勢。這類論述將民主選舉的結果直接與「危險化」、「極端化」掛鈎，實質上是以價值判斷取代對民主制度運作機制本身的理解。

中共高權力高度集中令外交欠靈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主流傳媒更為關注的，反而不是北京「說了甚麼」，而是中國在面對日本政局轉向時，究竟還剩下多少實際可行的反應空間。《朝日新聞》與《每日新聞》等日媒的評論普遍指出，北京往往只剩下兩種選項：一是強硬示警，以免被視為退讓；二是刻意降溫，避免局勢失控。但前者容易推高區域緊張，後者又常被解讀為軟弱。

相較之下，日本偏右取向媒體則採取更直接的安全視角。《產經新聞》與《讀賣新聞》的評論較少將北京的態度視為「進退兩難」的制度困境，而是將中國的反應理解為一種高度可預期、以強硬為常態的行為模式。常見的關鍵詞包括「安全保障の現実」（安全保障的現實）、「抑止力の強化」（強化嚇阻力）以及「曖昧さからの脱却」（擺脫曖昧狀態）。右傾媒體的基本判斷在於，無論日本做些甚麼，中國都必然會有強烈反應，若日本繼續維持戰後那套說不清、也不敢說清的定位，反而會加深不穩定。

日表達清楚立場助建安全秩序

在這套思路下，日本未來的外交與安保政策，將不再把重心放在「避免刺激」，而是先把自身立場說清楚，建立一個對內、對外都可預期的安全秩序。事實上，在日本保守派的安保論述中，就經常以「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作為說明此一邏輯的代表性說法。

這類論述並非單純的情緒動員，而是一種典型的「預先承諾型嚇阻」（pre-commitment deterrence）思維：透過事前明確表態，主動縮小戰略模糊空間，反而被視為降低誤判與衝突風險的方式。換言之，這正反映出安全思維正從過去較依賴 strategic ambiguity（戰略模糊），逐步轉向強調 strategic clarity（戰略清晰） 的選擇。從這個角度理解，「強人政治」便不必然等同於威權傾向，而更可被視為在高風險環境中，透過明確決斷來承擔政治責任的一種治理方式。

日本所呈現的「強人政治回歸」，反而更清楚地映照出中國「一尊體制」的結構困境。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架構下，「穩定」往往等同於統治者個人判斷的正確性，所有不確定性因素只能被壓抑，而難以被制度化處理。雖然中國同樣渴求確定性，但這種確定性更像一種統治技術，而非制度能力；當外部環境變化加速，原本用以維持穩定的集中化結構，反而可能成為風險累積的來源。

專制強人忙於防範內部潛在威脅

然而，專制強人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往往首先來自體制內部，而非政策本身。中共黨軍政高層人事頻密變動，正好顯示「習一尊」的政治能量主要消耗於確保忠誠與防範潛在威脅，而非圍繞政策選項展開公開且制度化的競爭。這種「向內防禦型」的強人政治，長期壓縮了制度調整與對外回應的空間。

正因如此，日本此次大選結果對中國而言顯得格外尷尬。若北京對高市政府未來可能推動的修憲、安保正常化與外交立場轉向採取強硬回應，將進一步強化日本社會的威脅感，反而為高市的改革提供正當性，亦即所謂的「神助攻」；但若選擇低調或克制，又容易在國內輿論與民族主義敘事中被解讀為軟弱，動搖既有的強硬形象。

換言之，中國正被卡在一個制度性的兩難之中。這種進退失據，未必源於外交判斷失誤，而是專制體制在面對他國民主制度為因應不確定性而作出調整時，本身所承受的結構性限制。

這正映照出民主與專制在不安全時代中的根本差異。從 Habermas 對公共領域與民主正當性的理解出發，民主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出現強勢領導，而在於權力是否仍然可被質疑、被制衡與修正，並能透過制度和平替換。正如日本社會對「強勢領導」的接受，本身是在制度監督、選舉競爭與公共辯論之中逐步形成的；高市的「強」，仍須不斷接受質詢，並透過選舉反覆獲得授權，絕不可能短時間內就將日本全面「極右化」。民主體制與威權政治下所產生的「強人」，差別正是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