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舉能熱衷於接受中共的統戰，涉嫌違反了香港《法官行為指引》（Guide to Judicial Conduct）。

上文筆者指出張舉能不敢對中共這個權貴吭聲，而且還主動接受中共的統戰。他自從2021年出任終審法院法官以來，頻繁帶隊到中國訪問，計有：2023年3月19日、2023年5月19日、2024年5月26日、2025年5月23日、2025年11月6日（按：上述日期均為消息見報日）。五年內五次訪問大陸。

根據公開資料，第一任首席法官李國能任內10年之間只有2次官式訪問，第二任馬道立任內10年共有3次官式訪問。第三任張舉能5年內就有5次官式訪問。顯然張舉能比其兩位前任更熱衷於與中共「交流」。

這種熱衷於參與中共政治活動有甚麼問題呢？港英時代，法官是要主動避免公開的政治活動，就算一般社交應酬活動，也盡量避免，這已經成為一種行業習慣。回歸後，首任終審法院法官李國能在2004年制定了香港第一套《法官行為指引》，明確提出「法官應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或與之有聯繫或參與政治活動」。

李國能主持制定的《法官行為指引》，受到普通法地區的廣泛認同 [2]。該指引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為了維持公眾對法官的信任，法官應該展現「有目共睹」的公義。我們不妨引述該《指引》定下的其中一個原則：

大公無私

22. 大公無私的精神是當法官的基本條件。無論在庭裏庭外，法官的行為都要保持外界對法官及司法機構大公無私的信心。法庭要秉行公義，而且必須是有目共睹的。法官除了需要事實上做到不偏不倚之外，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如果有理由令人覺得法官存有偏私，這樣很可能使人感到不公平和受屈，更會令外界對司法判決失去信心。

23. 法官是否公正，是以一個明理、不存偏見、熟知情況的人的觀點來衡量的…

24. 引起外界感到法官並不公正的情況有多種：例如令人感到法官可能存有利益衝突、偏頗、持有或贊同政治立場或見解，又或者是法官在庭上的言談舉止，法官在庭外與何人交往及參與哪些活動等，都可能影響外界對法官的觀感。（按：文中的數目字是2022年版本的《指引》的頁碼，黑體字號是筆者測重所加。）

到了2006年他更特別制定《關於非全職法官參與政治活動的指引》，特別提出「不論是全職還是非全職法官，他們身為市民都享有權利和自由，包括結社的自由。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到，要維持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並使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有目共睹，對這些自由施加某些限制是必需的」。換言之，無論是全職或非全職法官，都應該主動迴避一些明顯政治性的活動。

為甚麼要限制法官這些政治性活動呢？上引《法官行為指引》第22條說得清楚：「法官除了需要事實上做到不偏不倚之外，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如果有理由令人覺得法官存有偏私，這樣很可能使人感到不公平和受屈，更會令外界對司法判決失去信心。」第23條指出「法官是否公正，是以一個明理、不存偏見、熟知情況的人的觀點來衡量的」。

筆者自問是一個《指引》所說的「熟悉情况的人」，因為我非常「熟悉」中共的統戰手段。任何對中共統戰手法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種「交流」及「訪問」都是為了「開展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而這種「接觸」就是中共進行統戰工作的第一步。如果你跟中共搞統戰的人接觸，他們第一句話就是「我們交個朋友」。而統戰的最終目的就是改變被統戰者的思想意識形態，使之徹底成為中共的支持者或同路人。

張舉能頻密應邀赴大陸訪問交流，就意味着他願意接受這種統戰，或者最少說明他對中共的統戰策略毫無認知。首席法官接受統戰會產生甚麼結果呢？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长陳文敏去年8月在一個研討會上，發表題為“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Politics”（司法獨立與政治）的演說，指出「法官把中共的一套意識形態『內化』（internalize），是最令人擔心的事，因為這意味着法官可以不在中共的直接壓力或指示下自動自覺地作出合乎中共心意的判决」，這個觀察可謂一語中的。

未能恪守《法官行為指引》，導致他接受統戰，導致在很多實際做法上偏袒中共（詳以下各篇），這是他的第一宗瀆職罪。在這裏我們也看到他對「權貴」的兩種態度，對不影響他利益和仕途的西方權貴，他敢嗤之以鼻，對能够主宰香港命運的中共，他則自覺或不自覺地作出合乎中共心意的配合。這其實是最大的向權貴屈服的表現。

程翔

2026年1月

[2] 該《指引》由李國能在2004年主持制定，是香港司法歷史上的首創，影響深遠。聯合國2006年在制定 《班加羅爾司法行為原則》時，借鑑多個不同司法管轄區關於法官行為的材料，其中特別提及香港的《法官行為指引》，足見該《指引》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