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讀者：

2019年11月下旬，廣東茂名化州市連日爆發民眾抗議事件。當地政府原本以興建「生態園」作為名義，誘使村民簽署同意文件，實際卻計劃興建火葬場，引發強烈反彈，最終演變成警民衝突，多人受傷。事件發生後僅數日，化州市政府即發出公告，宣布停止相關工程。

這一處理方式，與香港持續長達六、七個月的社會抗爭形成強烈對比。更令不少港人錯愕的是，大陸地方政府在此事上反而顯得「更順應民意」。

筆者認為，這並非中國地方官員忽然變得特別開明，而是抗爭性質截然不同。化州事件屬於單一民生問題，並未觸及中共的統治權核心；只要取消工程，即可及早平息民怨，避免抗爭情緒擴散。這正是威權體制下常見的「止血式處理」。

從2003、2012到2019：關鍵在政治判斷

回顧香港近二十年的政治歷史，2003年《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以及2012年推行「國民教育科」，均引發廣泛社會反彈，最終促成大型抗爭運動。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與梁振英，均在強烈民意反對下選擇撤回或擱置相關政策，避免局勢全面失控。

反觀2019年修訂《逃犯條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卻一再延誤撤回時機，錯失平息民憤的黃金窗口。結果，不僅未能止亂，反而將社會訴求由單一法例，推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層面，令中央政府視之為對其統治權的直接挑戰，最終釀成一場長期而深刻的社會衝突，對香港的長遠發展造成難以逆轉的傷害。

這亦反映出林鄭月娥雖長年歷練政府不同崗位，在司、局長年代被視為「能吏」，但在面對嚴峻管治危機時，卻明顯欠缺政治智慧與風險判斷能力，亦未有虛心向「高人」請益，一意孤行，終至今日進退維谷的局面。

吳明德博士

資深銀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