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中國媒體較常採取情緒動員、立場先行的報道方式，日本媒體向來以克制、節制與制度化語言見稱。然而，這種報道風格上的穩定，並不意味日本媒體對中國的立場與定位上長期沒有變化。近日，日本多家媒體報道政府啟動近海稀土資源調查時，將背景描述為「中国が供給を引き締める中」（在中國收緊供應的情況下），並指出相關行動是為了推動「対中国依存度を下げる長期戦略」（降低對中國依賴的長期戰略）。整體報道並未直接指控中國政策的不當性，而是將其政策變化放入「長期的なリスク対策」（長期風險對策）的敘事框架之中，從而將中國重新界定為供應鏈中的一項結構性不確定因素。

相同的語言邏輯，亦出現在企業調查的相關報道中。日本媒體引述多項調查指出，不少企業2026年經營風險評估中，已將「チャイナリスク」（中國風險）列為最重要的外部變數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報道同樣鮮少使用情緒化詞彙，而是以「事業環境として織り込むべき要因」（必須納入經營環境考量的因素）來界定中國的角色。在這樣的敘事之下，中國不再被呈現為需要透過政治對話解決的對象，而是逐步被「去政治化」，變為一項必須長期管理與承受的結構性條件。

日媒長期自我要求語氣克制

日媒這種關於中國動向的報道，再次顯示出一種熟悉卻值得細看的敘事方式。新聞本身並不張揚，標題沒有情緒化措辭，多半以「政府、情勢を注視」（政府密切關注情勢）、「中国の動向に警戒」（對中國動向保持警戒）等描述語言呈現；內文亦以官方說明與專家分析為主，語氣克制，避免直接的道德譴責，也不採取煽動性或對立式表述。對日本讀者而言，這樣的報道風格並不陌生，甚至可說是日媒長期自我要求的專業標準。

然而，正是在這種看似「沒有立場」的制度化語言之中，日本媒體對中國的理解框架，已在不動聲色中發生轉移。當「注視」、「警戒」、「風險」等詞彙反覆出現，中國已不再被描繪為仍值得理解、溝通，或需要透過政治對話加以說服的對象，而是被視為一個必須評估風險、長期管理與因應的外在變數。換言之，日媒並非透過情緒化批判來形塑對中態度，而是透過冷靜、技術化的語言，將中國問題從政治衝突轉化為結構性前提，這正是近年日本對中認知變化裡面，最不易察覺、卻最具影響力的一環。這不是妖魔化，而是一種更低調、卻更深層的距離劃設。

實踐層面上，這種「距離劃設」最具體的表現，確實體現在降低對中經濟依賴與供應鏈調整之上。但這並非距離的全部，卻是最容易被合理化、也最先被推動的一個面向。

這類新聞真正值得注意的，往往不在於它明確說了甚麼，而在於它預設了甚麼已經不再需要被討論。在不少近期的相關報道中，這類帶有關係修復想像的詞彙明顯減少，甚至看不到「改善關係」、「恢復互信」、「重建對話」等過往常見於外交語境的詞彙。取而代之的，是「長期的課題」、「必須因應的現實」、「需要降低風險」等管理性表述。中國在日媒的敘事中，逐漸從政治互動與關係選擇的層次中被抽離，並轉化為一個必須承受、調適與計算的外在環境因素。

「去政治化」令中國失被討論價值

這正呼應了政治理論中所謂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現象：原本涉及方向選擇、價值判斷與關係想像的公共議題，被重新轉譯為技術性、程序性與管理性的問題。當討論被引導為「如何應對風險」、「如何降低依賴」，而不再是「我們希望與中國建立何種關係」時，公共辯論的重心便悄然從價值與願景，移向操作與因應。在這樣的語言轉換之下，政治並未消失，而是被移出可爭論的場域，成為一種被默認、被接受的現實前提。

要理解這種轉變，不能只看現在，而必須回頭比較。否則，很容易誤以為日本媒體「一直就是這樣冷靜」，因此不值得討論。然而，真正的變化並不在語氣是否激烈，而在於語言被用來做了甚麼，以及它在敘事中，究竟承擔了怎樣的功能。

綜合日本媒體評論與既有分析，日本媒體對中國報道的語境轉變，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這樣的劃分，並非基於語氣強弱，而是觀察媒體在不同時期，如何界定『中國問題』的性質：究竟是可被引導的變數、需要協商的對象，還是必須長期管理的結構條件。

2008前：想像中國仍可規範引導

2008年之前，日本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多集中於經濟成長與體制轉型的語境之中。新聞與評論中常見如「急成長する中国市場」（急速成長的中國市場）、「体制移行期にある中国」（處於體制轉型期的中國）、「国際社会への参加」（加入國際社會）等表述，中國被描繪為一個仍在變化、尚未定型、但有可能逐步被納入既有國際秩序的行為者。這一時期的關鍵想像，在於「發展中的中國」仍可被制度吸納與規範引導。

2008-2015：中國具影響力仍可對話

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這種想像開始出現轉折。日本媒體逐漸將中國視為一個已具結構性影響力的行為者，而非單純的追趕者；但在2008至2015年之間，即使釣魚台衝突、反日示威或海空摩擦頻仍，新聞與社論中仍常出現「日中関係改善の兆し」（日中關係改善的跡象）、「首脳会談で安定化を確認」（在領袖會談中確認關係趨於穩定）、「対話継続が重要」（持續對話至關重要）等語彙。衝突多被描述為需要被「管理」的問題，而「管理」的目標，仍是回到某種可預期、可修復的合作狀態。

2016-2022：尋求調節矛盾同時提升警戒

2016 至 2022 年，日本媒體對中國的敘事開始呈現明顯拉扯。在安全與外交版面中，「中国の海洋進出に警戒」（對中國海洋擴張保持警戒）、「力による現状変更への懸念」（對以力量改變現狀的憂慮）、「透明性の欠如」（缺乏透明性）等語彙愈來愈常見；但在經濟、產業與社會新聞中，仍可見「中国市場の重要性」（中國市場的重要性）、「日中経済は切り離せない」（日中經濟難以切割）、「関係安定は企業活動に不可欠」（關係穩定對企業活動不可或缺）等說法。冷靜語言在此一階段，仍承擔著調節矛盾的功能，一方面「累積」警戒，另一方面尚未關閉互動的想像。

2023後：視中國為必須管理風險

真正的斷裂出現在 2023 年之後。自此，日本媒體談及中國時，明顯減少使用「改善」「回復」「重建信任」等帶有關係修復想像的語彙，而是轉而將中國定位為一項「長期的課題」。相關報道中，愈來愈常見如「想定すべきリスク」（必須預先納入考量的風險）、「過度な依存を避ける必要」（有必要避免過度依賴），以及維持「戦略的距離」（戰略性距離）等管理性表述，作為理解中國的主要框架。在這種語境之下，中國不再被描繪為一個「終將回到某個可預期狀態」的行為者，而是被界定為一項必須被長期承受、計算與調適的結構性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轉變並非透過激烈或情緒化的語言完成。相反，日本媒體正是在高度節制與制度化的語言中，悄然完成了關係想像的關閉。這正是「去政治化」的成熟形態：對立不需要被宣告，因為它已被預設；未來不需要被描繪，因為它已不再被期待。

冷靜的後果：距離被正常化

這樣的敘事所帶來的結果，是一種低溫、穩定，卻逐漸失去彈性的中日關係狀態。政策選項看似理性，卻不再需要廣泛的公共辯論；疏離也不需要情緒動員，因為它被理解為一種必然的現實。事實上，日本媒體並未妖魔化中國，卻在長期的冷靜敘事中，將中國安置在一個「不再需要積極想像未來關係」的位置。

從政治理論的角度來看，這正是一種典型的「去政治化」結果。原本涉及關係方向、價值選擇與未來想像的對中議題，被重新轉化為風險管理、依賴調整與距離控制的技術性問題。當討論被限定為「如何避免風險」、「如何不被捲入」，而不再是「我們希望建立何種關係」，政治並未消失，而是被移出了可爭論的公共空間，成為一項被默認、被接受的前提。

因此，討論日本媒體對中國語境的轉變，並不是在指控偏見或情緒化立場，而是在理解語言如何在不動聲色之中，重塑政治的可能性。冷靜本身並沒有問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冷靜不再為修復與調整服務，而只被用來管理距離與風險時，它本身就已成為一種立場。

這樣的語境下，中日之間的和平，愈來愈像是一種依賴「不要出錯」來維持的狀態，而非建立在互信、對話與未來想像之上。衝突或許未必迫在眉睫，但關係調整與轉圜的空間，卻正在語言的層面上悄然消失。或許正因如此，日本媒體今日對中國的報道方式，才不只是風格問題，而是一個值得被嚴肅理解、也值得被持續討論的政治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