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政治理解中，謠言常被視為不理性、失真的雜訊；然而，在高度封閉、資訊受嚴格管控的政治體制中，謠言往往承擔着不同的功能，既可能是權力博弈外溢的產物，也可能反過來影響政治進程。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落馬」事件，至今仍未完全明朗，卻在牆外網絡空間迅速催生出大量難辨真偽的傳聞，足見各種「聽床師」敍事本領之高。與此同時，解放軍內部「靜默」的詭異反應，卻又進一步放大外界對中共政局不穩的想像空間。不少政論者因此以「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來形容此一現象，指向部份謠言在中國政治語境中所呈現出的異常「命中率」。

問題在於，這究竟只是事後驗證的錯覺，抑或更接近社會學所稱的「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亦即某些原本未必成立的判斷或猜測，因被反覆回應與操作，最終反而塑造了其成真的條件？

事實上，《解放軍報》2月2日的評論，將此次整肅行動定性為「清除隨時能打仗的攔路虎、絆腳石」。這種表述在客觀效果上，難免強化外界將事件解讀為張又俠與習近平因「攻台」戰略判斷出現齟齬的看法。與其說這是在引證某一具體傳聞，不如說當官方僅作出高度政治化的定性，卻不交代具體內容時，反而為原本流傳於外界的猜測提供了「被官方語言呼應」的空間，使其一步步顯得更具說服力，並在無形中構成「自我實現預言」得以運作的制度性條件。

《解放軍報》表述定性極重卻說明極少

根據媒體報道，有關張又俠與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受查的消息，是於1月24日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作出決定，並透過國防部等官方權威機制正式對外公布。 翌日，《解放軍報》隨即發表社論，對案件作出極為嚴厲的政治定性。文章不僅延續「嚴重違紀違法」的表述，更罕見地將事件直接上升至「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政治問題與腐敗問題交織」、「嚴重毀損中央軍委領導班子形象」等層次，明確指向政治忠誠等問題，而非單純的經濟貪腐。

這種定性力度明顯高於過往多數落馬將領的官方說法。然而，官方在作出如此嚴厲的政治標籤之餘，卻從未交代具體行為、過程與內部博弈脈絡，反而形成「定性極重、說明極少」的反差，進一步放大了外界對事件背景與權力動態的揣測空間。

更耐人尋味的，在此後一段時間內，其他中共官媒並未展開連續性的輿論鋪陳，軍隊系統內部亦少見有來自各大戰區或重要單位的公開表態。既沒有常見的「以案釋紀」延伸說明，也未出現集體表忠或政治動員。這種在軍政高層人事震盪後出現的同步節制與沉默，反而強化了外界對事件尚未完全整合、內部仍在消化甚至博弈中的解讀。

正是在這種「結論先行、解釋滯後」的結構下，牆外網絡迅速轉向填補空白，並逐漸形成不同的的傳聞。但這些傳聞，從來都不是來自單一來源。有些或可理解為體制內不同勢力刻意或非刻意釋放的模糊風聲，再與部分海外反共人士及所謂「聽床師」的推測性敘事相互疊加、交織而成。前者提供若干具指向性的線索，後者則將其擴寫為完整而戲劇化的敘事框架，共同放大了事件本身的不確定感。

「認知填補」變成真假難辨傳聞

至於這些難辨真偽的傳聞，本身可被理解為一種典型的「認知填補」（cognitive filling）現象：當官方只作出高度政治化的定性時，外界便傾向以不同敘事來嘗試補齊缺失的前因後果。而今次圍繞張又俠落馬的謠言或傳聞，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類，聚焦張又俠「落馬原因」的推測，包括所謂「洩露核武機密」、與習近平路線衝突，或因反對攻台而失勢等說法，試圖為官方高度政治化的定性補上動機層面的解釋。

第二類則圍繞「處置過程」展開戲劇化敘事，從設局誘捕、北京爆發槍戰，到高層公安部門直接介入拘押行動，將原本不可見、不可驗證的程序轉化為具體且可想像的權力清洗場景。

第三類傳聞則指向「後續發展與影響」，試圖回答事件是否仍在延燒，以及會否引發更深層的不穩定，例如「政變失敗」的後續處理、軍隊是否譁變，乃至軍中或「紅二代」內部博弈或全面攤牌等推演。而網上流傳大量的所謂「解放軍異動」短片，其真實性與時效性極難核實，卻正好給予這些傳聞愈燒愈旺的「助燃劑」。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環境中，這些畫面，即使可能只是例行軍事活動，經過重新剪裁與命名後，很容易被轉化為解放軍內部清洗、失控或反撲的「證據」。

在此基礎上，部份訴諸宿命論、玄學命數，乃至《推背圖》等預言文本的相關謠言，則呈現出另一層運作邏輯。這類敘事多數出自具有明確政治立場與固定論述框架的海外華文媒體，其目的並非解釋不確定性，而是有意將現實政治事件納入一套既定的崩潰與終局敘事之中。這類說法不需要具體證據來支撐，也不必接受事實層面的驗證，而是反覆強化一種「政權正在走向終局」的想像，使受眾傾向等待崩解發生，而非進行具體判斷或理性分析。

謠言看似預言取決於體制回應

從這個角度看，「謠言看似預言」並不完全源於謠言本身，更取決於體制對謠言的回應方式。當某些說法被視為可能影響軍心、忠誠或安全穩定時，中共往往提前介入，例如加速官宣、收緊管控、加強政治審查或提前清理風險。這些反應本身，反而可能改變事件的處理節奏，使原本只是推測的情境在部份層面被「應驗」。對部一些外反共人士與相關媒體而言，這種體制反應正好構成了「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過程，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情緒動員」與宣傳價值，因為它能將中共的防禦性回應轉化為「崩潰正在發生」的敘事證據。

《解放軍報》1月31日再度連日發文，雖未再直接使用「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等措辭，卻仍將案件定性為「軍隊反腐敗鬥爭的重大勝利」，並大量使用「背叛信任」、「釘在恥辱柱上」、「剔除雜質」、「清除毒瘤」等強烈鬥爭語言。《解放軍報》同時密集呼籲全軍「支持中央、聽習主席指揮、讓習主席放心」。這顯示官方並非單純結案，而是在持續塑造一種「風險仍在、必須警惕」的高壓政治氛圍。

若從政治動員經驗來看，當體系被視為已然穩定時，這類直白而重複的忠誠宣示通常會下降；但當它反覆出現時，更像是對軍心狀態仍存疑慮的制度性回應，而非例行總結。不少評論均指出，這與張又俠長期在軍中深耕，且具紅二代背景有關，其落馬勢必對忠誠於他的軍官群體造成一定程度的震盪。在此情況下，官方更傾向以高壓、明確的政治語言進行「集體意志」的再整合。至於外界長期流傳習近平對部份軍方高層缺乏信任、並試圖進一步集中軍權的說法，至少可從這種反覆強調「讓習主席放心」的動員語境中，獲得間接的觀察線索。

自揭張落馬是清除「隨時能打仗障礙」

尤須注意的是，《解放軍報》2月2日的文章，進一步將整肅行動定性為「清除影響事業發展的攔路虎、絆腳石」。該文章強調，清除這些障礙是為了確保部隊「隨時準備打仗、隨時能打勝仗」，無疑是將備戰能力與政治忠誠結合起來。這種表述在效果上容易被外界連結至早前流傳的解讀，包括張又俠因反對現階段攻台而失勢或得罪習近平的說法。這無形中呈現出一種典型的「自我實現預言」機制：官方為壓制不確定性所採取的政治回應，反而在敘事層面強化了外界原本的推測。

正是在這一脈絡下，「自我實現預言」的運作邏輯開始變得可被觀察。當領導層因擔心軍中存在潛在的不忠誠或組織性風險，而採取更嚴格的政治定性與忠誠動員時，這些預防性行動本身便提高了體制內對「政治站位」的敏感度。其結果未必是引發公開反抗或表忠，反而是官員與將領傾向自保、避免表態與承擔責任，形成一種「集體靜默」的狀態。這種異於解放軍過往運作節奏的沉默，自然會被外界解讀為不滿或消極抵抗的象徵；而從組織運作角度看，這種狀態本身就可能削弱指揮與決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把原本僅存在於擔憂層面的「不穩定風險」具體化。

謠言或左右中南海與軍隊間博弈

由此可見，張又俠事件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已可下結論認定軍隊失控或政權動盪，而在於不確定性如何在官方回應與軍內反應之間被來回放大。一方面，北京透過高強度的政治定性與忠誠動員，試圖封堵風險並重奪敘事主導權；另一方面，解放軍系統內部的低調與集體沉默，卻未能為外界提供清晰訊號，反而成為各種揣測與想像的溫床。

在這種雙向資訊不足的狀態下，不透明本身已成為博弈的一部份。官方的高壓定性與軍內的沉默，既可能是相互試探，也可能是彼此保留空間的策略選擇。除非出現明確的武裝衝突或公開對抗，使博弈被其中一方的實際行動打破，否則依附於不確定性的謠言與傳聞，會繼續成為介入這場博弈的認知工具；它們一方面可能觸發「自我實現預言」式的制度回應，另一方面卻無法真正消解不確定性，反而在「認知填補」的作用下，催生出多種彼此競逐、互不相容的版本，使事件的實質輪廓始終難以被掌握。

可以肯定的是，當謠言四起，權力需要反覆透過高壓動員來證明「一切穩定」時，本身就說明穩定已不再是理所當然，而必須被不斷強調與重申；這正是外界判讀中共政局是否出現不穩象徵時，最清晰、也最可被觀察到的訊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