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任後不到三個月，突然在今年1月23日解散眾議院，並宣布提前月8日舉行大選。這場被多數評論形容為「政治豪賭」的逆選安排，使整個拉票與動員過程被壓縮在不足一個月之內，成為日本近年政治史上相當罕見的重大決定。對執政陣營而言，這是一場押注於時機與聲勢、並假設在野黨來不及整隊反擊的高風險操作；然而，真正出乎意料的，並非反對陣營的應對失序，而是年輕世代在這場選舉中展現出異於過往的反應。

多項選前民調顯示，向來被視為政治冷感的年輕選民，特別是三十歲以下族群，其投票意欲與選舉態度正出現變化。然而，日本主流媒體對此同時流露出不安：年輕世代雖更願意走向投票所，卻未必形成穩定的政黨支持，也難以被既有政治框架預測。在這種「參與意願上升，卻難以被吸納」的張力之中，年輕選民成為本次選舉最難以解讀、也最可能左右敘事的一群。

然而，這樣的理解，是否真的貼近年輕選民實際的投票邏輯？與其追問年輕選民是否有助於高市的選情，不如深思這一代選民，是否仍願意被理解為「幫助誰勝選」的政治力量。

民調反映選民投票意欲上升

根據NHK等機構於前公布的民調，表示「一定會投票」或「打算投票」的受訪者比例已超過六成，較之前的調查明顯上升；在是否支持解散眾議院、重新舉行大選等問題上，三十歲以下族群的支持度亦高於整體平均。這些數據未必意味全面性的投票率反彈，卻清楚顯示，年輕世代並非對選舉冷漠，而是正以不同於以往的邏輯重新衡量參與的意義。

從歷史數據來看，日本年輕選民的投票率長期明顯低於整體平均。眾議院選舉整體投票率自1990年代的七成以上，下滑至近年的五成出頭；18至20多歲族群往往僅落在三至四成之間。即使2015年將投票年齡下修至18歲，年輕世代的參與度至今仍未出現結構性反轉。正因如此，任何關於年輕選民動向的細微變化，都會被高度放大與解讀。

這樣的選舉氛圍下，年輕選民與執政的自民黨之間，呈現出一種曖昧而難以歸類的關係。部份民調與媒體觀察指出，高市早苗個人在年輕族群中的好感度相對突出，並出現如「サナ活」（サナ，高市早苗暱稱）這類模仿偶像應援文化的助選活動，顯示其政治形象在年輕世代中，已部分脫離傳統政黨動員的框架。但這樣的好感未必然轉化為他們對自民黨的整體認同。換言之，年輕選民對「人」與「黨」的評價開始出現分離，使得傳統以政黨支持度來解讀選情的分析方法，面臨前所未有的解釋壓力。

年輕選民情緒化與重視利益的「矛盾」

近年日本選舉中，一個反覆被傳媒提及、卻始終難以清楚界定的現象逐漸浮現：年輕選民的投票取向被視為充滿「矛盾」。一方面，他們常被描繪為情緒化、缺乏穩定意識形態與政黨忠誠；但另一方面，日本主流傳媒與多項民調卻同時指出，這一代選民對政策是否能實際改善自身處境高度敏感，其選擇並非單純隨情緒擺動，而是帶有明確的現實考慮。

一些右翼傳媒或評論者甚至對此提出更為尖銳的批評，認為年輕選民缺乏「大局意識」，未能以「國家整體利益」作為投票時的主要判準，甚至流露出對其政治成熟度的質疑。

即使是立場中間偏左的媒體如《每日新聞》，在相關分析中亦未完全迴避這層疑慮。該報一方面肯定年輕選民動員的可見成效，卻同時以「SNSの若者『ふわっと』支持」（社交媒體上的年輕人呈現出輕飄飄、不穩定的支持）形容其支持基礎，並指出部分選區出現「政策より『高市』連呼が票に」（比起政策內容，反覆喊出「高市」名字反而成為得票關鍵）的現象。另有分析更以「政策は知らないけど…」（未必清楚政策內容，但仍選擇支持）作為切入點，直接質疑這類支持是否建立在對政策與制度後果的理解之上。

若僅以「不理性」或「政治幼稚」概括年輕選民的行為，顯然無法觸及其背後的結構性成因。只可惜，日本仍有部份評論將此現象簡化為「お気持ち政治」（以情緒與感受主導的政治），試圖以情緒化標籤削弱其正當性；然而，真正的問題並非年輕人變得感性，而是制度性的政治語言已難以回應他們所面對的現實處境。

制度信任瓦解後政治以情緒主導

從政治社會學角度來看，情緒並非理性的對立面，而是政治參與得以啟動的重要入口。德國社會學家Jürgen Habermas在其「公共領域」的構想中，預設公民能在制度信任與基本安全感之上進行理性討論；但當這些前提逐漸瓦解，要求選民直接投入抽象理性，本身便失去現實基礎。

就正如美國政治學者Anthony Downs所指出，選民基於自身利益作出政治選擇，並非道德缺陷，而是民主制度運作的一部份。當制度無法提供長期且可預期的保障時，個人利益自然成為最低限度、也是最直接的政治判準。

在戰後長期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中，日本選民的投票行為多半建立在制度性歸屬之上，政黨支持與階級、職業、工會及世代經驗高度連結。然而，對未曾享有高成長期與制度紅利的年輕世代而言，這套運作邏輯已逐漸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直接的提問：這項政策是否與「我」有關？

對於這群日本年輕選民而言，情緒並非取代理性，而是成為判斷「是否值得投入理性資源」的前提。日本語境中近年逐漸被頻繁使用的關鍵詞「当事者性（とうじしゃせい，對公共議題的切身感）」，或許更能準確說明這種轉變。這個詞彙並非指自我中心，而是關乎個人處境是否被納入政治敘事之中。年輕選民並非拒絕公共利益，而是對抽象、去個人化的政治語言逐漸失去耐性；他們要求政客先承認年輕一代所面對的現實困境，並以此作為政策討論的出發點。

拒絕「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投票取態

在這樣的脈絡下，愈來愈多年輕選民不再接受「為了防止最壞結果而含淚投票」的邏輯。與其為抽象的大局「背書」，不如投給一個在某一具體議題上真正切合自身處境的政黨或候選人；即使勝算不高、選票最終可能浪費掉，也無損其作為立場表達的價值。

這種拒絕「兩害相權取其輕」、即使「如同投票落海也無悔」的姿態，其實早已在日本近十餘年的文化敘事中反覆出現。《進擊的巨人》後期的核心衝突，並不在於能否成功改變世界，而在於角色是否仍願意在一個由結構性暴力所主宰的現實中，繼續以沉默或順從為既定秩序提供正當性。對許多年輕觀眾來說，那是一種拒絕配合體系自我合理化的最低限度堅持。

從這個角度看，年輕選民所說的「悔いのない一票」（無悔的一票）或「自分に嘘をつかない投票」（忠於自我的投票），並非一時情緒，而是早已在其文化經驗中被反覆演練、逐步內化的倫理選擇。這也正是本次日本選舉被視為結果難料的真正原因：不確定的，並非年輕選民的情緒，而是那一套仍要求忍耐與忠誠、卻無法回應當事者處境的政治語言，是否還會繼續運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