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約四個月的審查，香港導演周冠威的新作《自殺通告》，日前終於接獲香港當局以「不利國家安全」為由發出的禁映通知。周在社媒回應中表示，感到痛苦與不公，並直言整個審查過程荒謬而令人沮喪；同時，他亦表明會繼續拍電影。該片在台灣上映後，卻引發熱烈討論。觀眾的焦點亦很快從精英教育、考試文化與學生自殺問題，轉向一個更令人不安、也更貼近日常的提問：當一個制度口口聲聲說「為你好」，卻無法真正聆聽任何人的痛苦與申訴時，究竟出了甚麼問題？

耐人尋味的是，這種戲內對制度的冷靜反思，最終竟在戲外以現實形式回到導演本人身上，構成一種近乎殘酷的諷刺。《自殺通告》所批判的，並非某個歹角，而是一套在沒有任何人刻意為惡的情況下，仍然造成致命後果的制度。周冠威向來為人忠厚，敘事亦一貫保持克制，電影裡也刻意不塑造任何邪惡反派，或許與現實況存在距離，周卻依然無法避免在戲外被相類似的邏輯所排斥；他甚至連抗辯的機會也沒有，彷彿一切早已因他的過去而被預先標記。這種無法洗脫的「原罪」，是否正來自他曾拍攝《十年》與《時代革命》？

在台灣的影評與社群觀後感中，《自殺通告》是一部以沉穩、壓抑的節奏累積後勁的作品。它不靠煽情處理「學生自殺」這類敏感題材，反而以冷冽而壓抑的氛圍，逼觀眾直視制度如何把人的痛苦轉化為一個「可被管理」的問題。許多影評亦把電影拉回台灣熟悉的升學競爭與考試文化，甚至有人形容，它勾起了「考試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沒有選擇的青春」的集體記憶。也正是在這樣的閱讀脈絡下，當外界得知該片無法在香港上映，並被有關方面以「不利國家安全」為由拒絕時，不少討論開始意識到，電影原本指向制度的提問，已不再只是隱喻，而是以現實形式重現在眼前。

戲內沒有反派的世界，才最令人窒息

《自殺通告》最令人不安之處，在於它幾乎沒有一個可以指責的「壞人」。老師不是冷血之徒，校方也不是邪惡機構；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依程序、按指引、小心翼翼地避免出事。監控、審查與篩選的存在，亦往往以「為你好」作為理由。然而，正是在這種看似「理性」而安全的運作下，學生的痛苦既未被制度正視，也無從被真正梳解。

這種敘事，正好呼應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Eichmann in Jerusalem》中提出的「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惡未必源於個人的惡意，而往往出現在人們在制度之中停止判斷或思考、只求把分內工作完成的時刻。當每個人都只需「跟程序走」、確保自己沒有越界，責任便被層層分散，結果沒有人真正決定要忽視或排斥，但忽視或排斥，甚至迫害卻在制度的正常運作中悄然發生。電影真正質問的，不是「誰做錯了」，而是為何在這樣一個看似理性的系統裡，殘酷的結果仍然會發生？

戲外的禁映，成了最直接的註解

如果說戲內描寫的是制度如何容不下異類，那麼戲外的禁映事件，幾乎成了一個毋須再解讀的現實版本。港府拒絕《自殺通告》上映時，並未公開指出具體問題，而是以高度抽象的「國家安全」作為總括理由，直接終止其公共存在。這種做法本身，正是一種去政治化的語言：它不需要說服任何人，只需要令討論失效或消失。

從斯洛文尼亞文化理論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 的角度來看，這正好體現了「制度暴力」（objective / systemic violence）的結構性特徵：不必動用可見的衝突，也毋須製造戲劇化的壓迫，只要讓某些事物「不再出現」，制度便能繼續如常運作。在這樣的脈絡下，周冠威在作品被禁後所表現出的態度，才顯得格外耐人尋味。在痛苦與感到不公之中，界線反而變得清晰，藝術工作者毋須再反覆揣測或心存幻想。這種狀態並非解放，而是一種清醒。

投射香港：當「為你好」成為一切答案

這種清醒的「自由感」並不意味着否認現實的壓迫，而是恰恰相反。長期生活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創作人往往被迫進行無止境的自我審查：哪些能說？哪些最好別碰？界線究竟在哪裡？當禁令以最直接的方式落下，這種模糊反而消失了。

在香港近年文化環境中，這樣的狀態並不陌生。很多時候，壓力並非來自明文禁令，而是來自一種瀰漫的氣氛：你應該知道甚麼不合適。而《自殺通告》的遭遇，正好揭示了這套邏輯的終點：當制度不再嘗試修正你，而是直接排除你，你反而清楚知道自己站在何處，以及出路究竟在何方。

自由非被允許，而是被拒絕後仍站得住

《自殺通告》在台灣被觀看、被討論；在香港卻被禁止、被消音。這種落差，本身已經構成了對香港現況的深刻投射。有影評人指出，《自殺通告》並不是一部控訴誰「做錯了事」的電影，而是一部呈現「每個人都沒有做錯，但事情仍然錯得離譜」的作品。它的批判極其克制，甚至可以說是以中留情。電影沒有要求觀眾憤怒，只是在問制度如何失靈，但這樣的作品最終在香港連被討論的空間都不存在時，戲內的隱喻，已不需要再由觀眾補充。

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事件在業界引起的並不只是情緒反應。就連向來立場溫和、深諳行規的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亦公開呼籲當局交代審查準則，並提出疑問：究竟當局是針對作品，還是針對人？

在一個凡事都以安全、穩定與「為你好」作為理由的治理環境裡，真正的自由感未必僅僅是被允許說話，而是在被拒絕或被排斥後，仍然清楚知道問題來自制度，而不是你自己。這種無悔當初的自我肯定，亦可從漢娜・鄂蘭對「行動」與自由的理解中得到呼應。鄂蘭指出，自由並非免於後果，而是在作出行動之後，仍能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仍然與那個「我」同行於公共世界之中。

因此，周冠威說，他會繼續拍電影，這既不是浪漫的反抗，也不是徹底的釋懷，而是一種看清現實之後的選擇：繼續創作，本身就是拒絕自我消失。就正如有評論人所指，自由不是無畏無懼，而是在痛苦與惶恐之中，仍選擇擇善而行。

事實上，周冠威並非孤例。無論是舞台劇編劇莊梅岩，還是其他近年逐步被排除於主流文化空間之外的香港文化人，他們所面對的，往往並非明確的指控，而是一套無聲的審查與長期的排斥。這種無聲的封殺，雖未至於文革時期「黑五類」的公開定性，卻在實際影響上呈現出相似之處，令文化人藝術工作者難以再以原有的專業身份生活，逐漸成為被排斥者（outcasts）。或許，今天留給香港文化界最誠實的問題不再是「還能否被容納」，而是在被拒絕、被排斥後，是否仍然有人選擇站得住，繼續講、繼續寫、繼續演、繼續唱、繼續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