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連情侶私聊都擔心犯法，問題已唔在於色情，而係『老大哥』（Big Brother）開始對你嘅私密生活產生興趣！」中國近日「嚴打色情私聊」的消息，引起了筆者多位朋友的熱議，有人甚至半開玩笑地說，這種荒謬感令人想起《1984》。話說，中國即將實施的新治安法規，明確把「傳播淫穢內容」的規管範圍，擴展至包括個人網上私聊。換言之，即使只是朋友之間一對一互傳帶有戲謔性質的「鹹濕笑話」、二次創作的不雅改圖或短片，仍有可能被視為違法。

至於情侶或夫妻之間私下互傳相關內容，官方並未明言是否構成違法，亦未清楚劃出任何免責界線，變相為執法部門保留了相當大的詮釋與酌情空間。正是這種曖昧狀態，引發的恐慌遠超對色情本身的討論。當法律可以在事後介入最私密的互動，個人就連最基本的性私隱，也不再具有制度上的保障，隨時可能陷入近乎「赤裸」的狀態，暴露於國家權力的審視之下。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色情資訊或活動該不該打擊，而在於為何國家要將法律與監控權力，伸進最私密的人際互動之中？

「色情私聊」可被處拘留與罰款

根據媒體報道，中國政府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將於明年1月1日（本周四）起實施，其中第80條把「利用訊息網絡、電話或其他通訊工具傳播淫穢訊息」，明確納入治安處罰範疇。無論是在公開微信群還是個人私聊，只要證據確鑿，均屬違法。相關行為可被處以5至15日拘留，並處最高5,000元人民幣罰款；即使情節較輕，亦可能面臨短期拘留或罰款。

從官方角度來看，這次修法的理由並不陌生，主要是打擊網上淫穢色情內容、保護未成年人免受不良資訊影響，以及淨化網絡環境、維護社會風氣等。這些說法，在任何社會都容易獲得一定程度的理解與支持。確實，涉及未成年人、強迫拍攝、牟利散播、偷拍勒索等行為，在大多數國家都屬於刑事重罪。

問題在於，如果立法的真正目標只是保護青少年與防止實質傷害，那麼法律本應更清楚地作出區分，而非一概而論。至少在原則上，應當區別「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合意與非合意」、「私人私聊與公開傳播」，以及「非牟利行為與商業性散播」等行為類型。然而，就目前公開可見的條文與媒體引述而言，並未見有針對上述情況作出清楚的罪行界定，亦未設任何明文豁免處罰的條款。

相反，該條規刻意保留「淫穢」、「傳播」等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使得一對一的情侶私聊、互傳私密照片，甚至分隔兩地的夫妻希望透過線上方式進行親密互動，在法律上都未被明確區分或排除。結果是，這些本應屬於私人生活的行為，可能在法律上被與「裸聊」或線上性交易相提並論，從而承擔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刑責風險。

私人領域不再「不可侵犯」

雖然有專家解讀指出，在實際執法中，正常的親密互動並非打擊重點，但關鍵不在於法律字面，而是法律如何被執行與解釋。就正如當「個人私聊」被正式納入規管範圍，公眾自然會追問：這是否意味着，公權力可以隨時「黑入」私人手機或即時通訊軟件，直接監控市民的聊天內容？

從技術與法律層面來看，官方未必需要、也未必會採取如此直接而粗暴的方式。現實中的執法，更多是透過舉報機制、平台配合、事後取證等途徑完成。然而，這並不代表疑慮可以被輕易消除。相反，正因為法律已將私聊納入違法風險之中，任何私人對話在理論上都可能成為事後被調取、被審查的對象。

一旦法律要求平台配合調查，使用者便難以確知，自己的私聊究竟在甚麼情況下，會被轉化為「執法證據」。因此，真正令人不安的，並非政府是否正在「即時監控」每一則訊息，而是法律已為公權力事後介入私人生活，提供了制度性的入口。這個入口的存在，使私人空間不再是不可觸碰的領域，而只是暫時未被針對的監管對象。

性是一種「人格培育」的治理技術

要理解中共這條新法背後的政治動機，我們必須從「性」在權力運作中的特殊位置說起。性，有三個特徵，使它成為極有效的治理工具：一是，人人都有；二是，屬於人人在意的私隱；三是，一旦被刑事化，羞恥與恐懼會迫使人自我審查。精神分析學者Wilhelm Reich在研究法西斯主義時提出，長期壓抑性與親密關係，並非單純的道德工程，而是一種人格政治。

根據Reich的說法，當個體被迫否定或羞於面對自身慾望，便更容易依賴外在權威來界定「甚麼是被允許的生活方式」，從而培養出順從、避險、恐懼越界的性格結構。從這個角度看，對色情與私密互動的高度規管，並不只是管內容，而是重塑可被治理的主體。

相較於政治言論或公共行動，性與親密關係更容易令人噤聲。你或許會為言論自由辯護，但很少人願意為自己的私密影像「以身試法」。從權力運作的分析出發，Michel Foucault 指出，現代社會的支配方式不僅是禁止與懲罰，而是透過對身體、慾望與親密關係的規訓（discipline）來實現。因此，性不只是道德問題，而是一種治理技術。

法律模糊製造不確定性恐懼

不少人會問：為何不把法律寫清楚一點？答案恰恰相反，模糊本身就是目的。如果法律清楚寫明「情侶互傳不犯法」，那行為自然會持續；如果清楚寫明「一律犯法」，則需要高昂的執法成本，亦容易引發反彈。現時的做法是，不事前劃線，保留「視乎情節」，以事後追究製造不確定性，結果是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自我審查。恐懼因而取代了法律教育，成為最有效的治理工具。

在現代法治概念中，一直存在一條默契邊界：國家治理公共秩序，而個人則保有私人生活。而色情私聊，正正位於私人領域（private sphere）的最深層，當中包含親密關係、信任與慾望。

但當法律開始宣示，私聊不一定是私人，情侶談情說性不構成「傳播淫穢色情內容」的例外時，即使「合意」（雙方同意）也不等於無罪，這實際上是在傳遞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訊號：沒有任何生活領域，可逃避國家權力的介入。這不只是法律技術的問題，而是對「私人領域」本身的重新定義。

個人隨時可被權力審查與裁定

政治哲學家Hannah Arendt曾指出，專制統治真正的危險，並不只在於壓制反對聲音，而在於逐步消滅人們可以退隱、不被政治化的私人空間。當私人生活不再被承認為不可侵犯，個體便失去任何不需向權力交代的存在方式，只剩下一種隨時可被介入、審查與裁定的「赤裸存在」。

在高度數碼化的社會中，公開社交平台早已被嚴密監管。但對政權而言，私聊仍然承載多重政治風險，包括真實人際連結的形成、非官方價值（愛、慾、忠誠）的流通，以及情感與信任脫離國家敘事。當連私聊都變得不安全，社會就只剩下一種穩定關係：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單向關係。在這個背景下，即時通訊平台不再只是工具，而是治理的一環。法律提供模糊授權，平台過度執行，使用者則內化恐懼。

在不少泛道德主義者眼中，今日中國政府嚴打色情私聊，或許只是一次必要的風氣整頓，甚至有人會簡單地回應一句：「不做便不會有問題。」然而，真正值得追問的，從來並非個人是否選擇自律，而是當國家透過法律與技術，取得全面進入私人生活的正當性，界線究竟劃在何處？

如果一個政權可以隨時重新界定「何謂犯罪」，而這種界定的範圍不僅涵蓋公共行為，更延伸至個人的床笫、手機與情感關係，那麼下一個問題便無可迴避：還有甚麼，仍然能被視為真正不可侵犯的私人領域？